【集中楼】百合&泛百合讨论楼10.0

Ryougi-shiki

谁撕面具了，粉毛吗

高规格ik

这番的走势怎么感觉开始像反向蜇了

modedd

高规格ik 发表于 2025-5-11 22:04
这番的走势怎么感觉开始像反向蜇了

什么叫反向蛰，低开高走吗

阿姆罗二世

反向蛰是先消解关系性再构建关系性吗

高规格ik

女主和黑毛现在看来真的很有cp感，感觉以后进女主线后就靠阿梓了

凡人

很喜欢这集舞对优爱的重力暴露之后被队友拿来玩梗的细节，太真实了

双菜

好想看Mujica啊 发表于 2025-5-11 22:12
你女朋友是个debu你还爱她吗

胖大姐其实是未来的梓神（

凡人

好想看Mujica啊 发表于 2025-5-11 22:12
你女朋友是个debu你还爱她吗

结奈的个人回在最后，中间黄绿回插点梓努力减肥的细节，等到最后瘦了再进线也是可以的。

帝下室の年糕

这集debu已经画得瘦一些了，差不多是六成胖，挺好看的，到结局差不多就全瘦下来了（

0aleph37

花修罗bd首卷才300+，可惜了豚心制作组和豚心武田

帝下室の年糕

武田真豚心就不会加这么多男角色的和直女了，只能说如豚

黑夜夜夜

不够删掉男角色的豚心谁要

凡人

0aleph37 发表于 2025-5-11 22:24
花修罗bd首卷才300+，可惜了豚心制作组和豚心武田

武田应得的（

knmf

みどり いろは @March_23th__

pjwnav

河豚太记仇了

凡人

前桥可以算是刹那花plus版，都是staff用心的动画，而差距在同样硬造爆点的第2集光污染staff的恶趣味露出来了，大姐姐破防那段情节整体上看是毫无必要的，而前桥就不存在这样的闲笔

社美胡

二分阴影
在偏航与退出之间 ——如何理解东亚的百合文化？
本文基于个人文化研究整理完成， 仅探讨东亚语境中女性亲密关系的文化路径差异
“只要毕业后你们能嫁人，就让你们在这段时间里——爱吧。”



这并不是现代青春剧里的台词，而是20世纪初日本女校中，校方对学姐学妹之间深度依恋关系的半默许态度。少女之间的感情被称为“S关系”，只要它保持“纯洁”、停留在“精神恋”层面，就可以在校园内短暂燃烧——像是在父权体制中偏航的一艘小船，被容忍，只因为它终将靠岸。



与此同时，清末民初的广东，却出现了另一种女性情感结构。自梳女——拒绝结婚、终生不嫁的女性——她们合住、合财、合命运，彼此依靠地度过一生。这种关系没有情书、没有“姐姐妹妹”的称呼，甚至没有“爱”字，却构成了另一个意义上的“亲密”：共生但不浪漫、稳定却无性。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案例——日本的S关系与中国的自梳女——都在讨论女性与女性之间的情感链接，却显现出两种根本不同的亲密逻辑：一种是青春期的恋爱模拟，另一种是现实社会的结构重构。那么，我们到底如何理解“百合”？是“女性之间的爱”，还是“不是男人之间的关系”？是逃避性的梦，还是可持续的共同体？



本论文试图厘清“百合文化”与“女同性恋（lesbian）”的深层差异，主张应将两者视为在父权体制内外运作方式不同的情感结构。其中，“百合”往往在性别二元与异性恋范式中寻找替代剧本，其根基是浪漫但非政治性的情感投射；而“女同性恋”则包含性与身份的双重确认，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性与抗争性。



本文聚焦东亚语境下两种女性亲密关系结构的比较研究，以日本的S文化与中国的自梳女制度为主要分析对象，剖析它们在制度、情感、文化与社会功能上的根本性分歧。为了保持理论边界清晰，本文采取性别二元视角，不讨论非二元性别认同、泛性恋或无性恋等更宽泛的性/别谱系问题。



文章将论证真正值得关注的“百合关系”，不一定需要以爱或性为名，而应被视为在父权社会中重塑亲密与共同体的尝试。这不是关于“谁爱谁”的问题，而是关于“我们如何与彼此共存”的问题。



l 高等女学校制度与日本S文化的形成



若要追溯百合文化在东亚社会中首次获得制度性空间与文化叙事基础的时刻，1899年日本政府颁布的《高等女学校令》无疑是一个关键节点。该法令规定，各府县须设立至少一所高等女学校，培养“良妻贤母”式的国民女性。其直接结果是：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里，女校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普及，女性就学人数从1899年的不足万人跃升至1920年代末的近三十万人。更重要的是，这些女校采取五年一贯制，多数学生在12至13岁进入校园，18岁左右毕业，恰好覆盖了青春期性别认知、情感自我构建与亲密关系渴望的高敏感时期。



这一制度并不仅仅是教育层面的改革，更意外地创造出了一种高度性别同质化的空间结构：在完全由女性组成的校园环境中，女学生与异性社会的联系被有意或无意地隔离，其成长与情感体验几乎全部发生在同辈、师生之间的女性网络内。这种环境一方面切断了传统异性恋婚配模型在青春期的自然介入，另一方面也提供了替代性的情感试验场，在其中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亲密关系模型——即被称为“S关系”（エス关系）的学姐—学妹精神纽带。



这些关系并非出于性欲驱动，而是一种以浪漫化依恋、精神性崇拜与情绪依附为核心的亲密实践。学姐往往被视为“理想中的未来女性”，其成熟、优雅、冷静、包容的形象被学妹模仿、追逐乃至依附，而学妹则以情书、手作小礼物、长期陪伴等方式表达忠诚。这种关系带有浓厚的仪式性与排他性，其运作逻辑更像是恋爱的排演，却在形式上回避了“爱情”二字的社会污名，得以以“友情”之名获得广泛默许。



因此，S文化并非自然生成的女性情感形态，而是特定历史制度背景下，由性别空间隔离、成长阶段重合与异性资源缺席三重条件交叠所促发的社会性结果。它的存在从一开始就具有“青春期限定”“结构内合理”“毕业即终止”等特征，这些特征也决定了百合文化在日本发展之初的情感架构与文化功能。



在这种制度化的女校空间中，S关系逐渐演化为一种被普遍认知并默认存在的情感范式。它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友情，也并不被社会视为真正的恋爱，而是一种“模仿恋爱”的精神性情感结构。通常由一名高年级学生（学姐）与一名低年级学生（学妹）结成“姊妹”，两人互赠信物、共同用餐、长时间并肩行走，甚至彼此使用带有亲昵称呼的私密语言——“我的瞳”（お目さん）。学姐被视为理想人格的具现者，承担起引导与照顾责任；而学妹则承担起情感表达、忠诚与崇拜的角色。



这种关系并无身体性接触的必要，反而越是纯粹精神化，越被赋予高尚与审美价值。社会之所以默许S关系的广泛存在，正是因为它既构成情感满足的安全出口，又不直接挑战父权制下的异性恋婚姻结构。学姐毕业、学妹继续，感情自然终止，循环往复——一切都仿佛“练习恋爱”的无害游戏。



少女杂志作为这一情感模式的媒介延伸，扮演了关键角色。1900年代起，大量面向中上阶层女学生的杂志如《女学世界》《少女界》《风铃草》应运而生，它们不仅刊载诗歌与短篇小说，更开设“笔友信箱”“仰慕专栏”等互动板块，为女学生间的情感表达提供了语言模板与社会正当性。在这些文本中，S关系被赋予了几乎宗教式的尊崇感：不乏“灵魂的共鸣”“一生只爱一次”“为她牺牲也值得”之类的措辞。



少女文学也迅速发展成一个独立的文类，其核心内容几乎都围绕“高洁无瑕的女女情感”展开。常见情节包括：学妹初入校园即对学姐一见倾心；两人建立深厚关系、共度苦难；最终因毕业、家庭或牺牲而分离，留下“永不消逝的记忆”。这类叙事通过悲剧美与纯洁性的双重渲染，强化了S关系的情感浓度，也构建起一种“未完成但不可替代”的理想状态。可以说，少女文学是S文化的情感规范建构装置，它不仅记录了S关系，更反过来规范了如何爱、如何被爱、以及何时停止。



尽管S关系在当时的女校环境中被普遍接受，甚至在文学与杂志的描写中被不断升华，但这种看似浪漫、自由的情感结构，其实始终处于父权制度设定的容忍边界之内。这种关系之所以得以存在，并非因为社会对女女情感持开放态度，而是因为它被认定为青春期阶段性的、非性化的、最终会自然终结的“安全情感”。S关系从来都不是自由的恋爱关系，它被规训在一个严格的社会逻辑之中：只要你们最终会嫁人，就可以暂时爱彼此；只要你们不触碰身体，就可以燃烧精神。



换言之，S关系的存在，是一种策略性的放任与制度化的怜悯。这并不是对女性主体性或同性情感的承认，而是对情感控制的一种精致形式：提供一个感情出口，使女性在婚姻制度接管之前得以情绪宣泄，从而更顺利地回归既定轨道。



这一容忍机制虽然在表面上给予了空间，却也埋下了深层的压抑结构。当部分女学生将S关系视为真正的情感归属、以此为人生基点时，制度的“宽容”便立刻显现其冷酷的一面：社会并不打算为这段关系提供未来，只允许它在“毕业”与“遗忘”中终结。



而当某些情感越过了社会所能容忍的强度——当“模仿恋爱”被少女们视为“真实命运”——悲剧便由此酝酿。1920年代至30年代，接连发生的女学生殉情事件，即是这一制度性悲剧的直接体现：她们不是因为同性之名遭受惩罚，而是因为太过认真地相信了一个从未被允许当真的幻梦。



l 恋爱病与殉情潮——幻想最终落于现实



1911年5月，《东京朝日新闻》发表了一则引发广泛议论的社会观察：



“女学生间如今流行一种可怕的精神疾患：她们脸上的绯红，并非猩红热，而是恋爱病。十年前已有端倪，近两三年愈演愈烈。此病不同于普通的情绪波动，它多半发生在有阅读少女小说、杂志习惯的学生之间，是由洋化之风、虚荣心与道德滑坡共同引发的精神异常。”



这段文字，不仅反映了当时主流社会对女学生之间亲密关系的深度焦虑，也揭示出一个正在发生的文化转向：从默许偏航，到开始惩罚“当真”。



S关系之所以曾被宽容，是因为它被社会设定为“青春期的感情练习”与“异性恋的前阶段”，不带性、无所图、必然终止。只要两人之间的情感停留在崇拜、忠诚、陪伴的范畴之内，社会就愿意视之为一种“尚可理解的少女过渡期”。然而，随着某些女学生将这种关系视为真实命运的替代选项，尤其是在她们试图维持S关系超越校园、对抗婚姻安排甚至追求终身承诺时，这段原本被视为“无害”的情感，便开始被重新命名为“病态”。



“恋爱病”一词的发明，是父权社会重新控制女学生情感表达的工具。它将精神性亲密转化为心理偏差，把强烈的情感投入定性为人格失衡，从而重新夺回对女性身体与情绪的解释权。这种命名策略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紧随其后的殉情潮、舆论批判与校方整顿一系列动作的预警信号：社会开始恐惧S关系可能孕育出的“非婚姻性亲密”与“去男性化生活”。



这正是一场文化转折：从被动放任的偏航，转向主动压制的回收。当女学生不再愿意以幻想终结青春，而是试图让情感穿越毕业，社会便不得不以“病”来划定她们的边界。随之而来的，是一波又一波因“无法完成的女女情感”而引发的殉情事件。



这种将女女情感病理化的社会态度，在1911年夏天迎来了一个极具象征性的高光时刻。



7月21日，时年二十岁的曾根定子因被强制安排婚事，陷入严重抑郁。她的父亲多次严厉告诫她，应尽快断绝与旧日女校同学冈村玉江的“过度友谊”——在他们看来，这段关系不仅没有现实出路，更违背了一个即将为人妻者的伦理角色。就在这一天，曾根定子从家中悄然出走，几小时后，冈村玉江也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两人一路自东京出发，沿铁路北上，抵达新泻糸鱼川，在26日清晨，双双投海。



事件曝光后，媒体一方面将其渲染为“悲恋佳话”，一方面也毫不犹豫地使用“精神依赖”“性格偏执”“未能社会化”等病理标签，来解释她们的行为。曾根与冈村的死亡并未触发对制度压迫的反思，而被进一步纳入“恋爱病”论述中，强化了“女校关系一旦延伸至校外便会酿成悲剧”的社会共识。这种叙事策略背后的逻辑是：容忍S关系的前提，是它必须终止于校园。一旦越界，它就不再是“青春偏航”，而是“人格异变”。



这样的事件并非孤例。1920年代至30年代，关于女性殉情的报道屡见不鲜，且往往带有三个相似要素：女校背景，强制婚配，协议式殉情。两位女性多在学生时代建立深厚情感，称彼此为“姊妹”或“灵魂伴侣”；其中一人面临家长包办婚姻，关系被社会视为“该结束的阶段性偏差”。两人往往在通信中达成“灵魂归一”的誓言，选择海边、山中、火车等方式共赴死亡。



这些事件显示出一个结构性特征：当S关系被女学生视为真实、神圣并意图延续时，它所面对的不是社会的承认，而是制度的否定与惩罚。她们的死，是对“青春情感合法性”制度性幻觉的最沉痛回应。正如某殉情者在遗书中写道：“我不能想象没有她的世界，但我知道世界不会允许我们一起活着。”



殉情并非“恋爱失败的冲动”，而是一种被社会设定为无效的亲密关系的极限表达。这也揭示了S文化内部固有的悖论：它之所以被允许存在，是因为它从未被允许“继续存在”。



这些殉情事件虽然被媒体冠以“悲恋”“绝美”的标签，甚至被某些文学杂志以哀伤抒情的笔调记录下来，但它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功能却不是唤起共情，而是形成警告：告诫后来者，S关系的边界不可逾越；情感可以偏航，但必须按时靠岸。



于是我们看到一种看似悖论、实则一致的社会机制在悄然运作：



一方面，女女情感在文学与学校空间中被浪漫化、美学化，以“友情”的名义获得广泛传播；



另一方面，只要有个体试图将这段关系转化为身份认同、生活选择，或者身体亲密的实践路径，系统性否定便立刻启动——从媒体嘲讽，到家庭干预，再到制度封闭。



这说明，S关系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本身就是一套“带限期的情感宽容机制”：它允许女性在青春期体验依附、崇拜与排他性亲密，但拒绝将这些经验上升为“生活可能性”或“关系选项”。它是一段被默许的训练，但不是一场可以正式毕业的课程。



正因如此，我们必须警惕将S文化理解为“早期进步女女关系”的误读。事实上，它更像是一种制度化的情绪出口，用来缓解女性在父权制中被压抑的欲望与孤独感，同时确保这些情绪不会实际改变性别秩序。



殉情事件的接连发生，并非个别少女的感情过激，而是对这种制度性“假允许”的最终回应：她们并没有试图颠覆规则，她们只是认真地信了这套游戏。



l “纯洁”作为S关系合法性的唯一通行证



S关系之所以能在20世纪初的日本社会中获得一定程度的容忍，关键并不在于它是女女关系，而在于它被成功地“去性化”、标记为纯洁、无害、过渡性的情感体验。这是一场文化层面的微型交易：只要你不触碰身体，只要你不谈欲望，你就可以“被允许”在校园里短暂地爱一个同为女性的“姊妹”。



这种逻辑构成了S文化的根本合法性基础。精神性不是选择，而是必须；纯洁不是美德，而是防线。在这个意义上，“柏拉图式”不仅是一种美学定位，更是一种社会容忍的结构性策略。唯有保持纯洁，女女关系才能不被归入“病态”与“犯罪”的范畴。



一旦这种“纯洁”遭到质疑，S关系所依赖的全部合法性就会瞬间崩塌。那时，它将不再是“理想情谊”，而变为“色情暗流”“道德危机”乃至“反社会行为”。



女作家吉屋信子是这一规则边界最具代表性的例子。



在其早期作品中，如《花物语》《良人之光》系列，她以细腻笔法描绘少女之间的情感依恋——羞涩的注视、贴身的守护、誓言式的忠诚——这些故事保持在“精神恋”的审美框架内，不涉性，不涉挑战，因此广受欢迎，也被后人奉为“百合文学鼻祖”。



然而，到了战后，她开始尝试创作更贴近现实同性恋者情感经验的作品。在小说《黑蔷薇》中，她描写了一位女性对另一位女性的深沉情欲，这种情感不仅是精神性的，更明确触及了身体与占有欲。在此作品中，女主角既是“爱着”，也是“欲着”。



这一转向迅速引发了批评风暴。评论家称她“破坏了少女文学的洁净传统”“将本应高尚的感情引入堕落边界”。原本因书写女性亲密而被拥护的她，反倒因为揭示真实身体经验而被逐出“正统百合文学”的行列。



这起事件清楚地揭示了百合文化中那条不容触碰的红线：身体即堕落，欲望即下沉。S文化虽然看似描写女性亲密，却从未真正承认女性欲望的正当性。它只承认“美的依附”“理想的仰望”“自我投射的纯洁爱”，但拒绝让女性在女性之间实现主动的性主体性。



这种“不得触碰身体”的规定性，长期以来不仅规范了百合文学的创作边界，也限定了读者对“女女情感”的期待方式：百合故事只能是情感的练习本、青春的短篇集、美的逝水梦，而不能成为可持续的现实模型。这也意味着，即便S关系在文学与媒介上获得了广泛再生产，它始终处于一种结构性的情感截断状态：爱可以开始，但不能发芽；依恋可以深刻，但不能真实；身体可以靠近，但不能拥有。



因此，即使百合文学看似在描绘女性间的亲密关系，实质上却往往是在描绘亲密关系的失效、终止或退让。百合故事的终点往往是分别、死亡、异性婚姻或彼此“美好地记住就好”式的情感蒸发。这种模式并非作者个人选择，而是由整个文化结构预设的叙事闭环。



我们可以称之为百合文学的审美困境：它被要求“纯洁”“理想”“含蓄”，却正因如此，永远无法与“实践”“性欲”“社会现实”对接。它只能存在于被允许想象、但不被允许实践的区间里。



这种困境影响了整个日本ACG系百合文化的延续路线。从1970年代少女漫画到2000年代的动画、轻小说与同人作品，百合作品大多沿袭了“S关系”结构——强烈情感、排他亲密、美学距离、结局模糊，甚至连人物设定都常采用“强气姐姐+依赖妹妹”的复刻关系。但无论风格如何多变，其核心逻辑仍未脱离明治以来的那一套“不能拥有的爱”叙事。



在《轻音少女》中，角色之间的亲密永远止步于手牵手与回忆



在《百合熊风暴》中，女女恋情需要穿越“透明化”与“审判”的隐喻世界才能合法存在



就连近年来公认较为现实的《终将成为你》，也依然将性欲与告白藏于“成长之前”的迷雾中。



这些作品共同构建出一种视觉温柔而结构封闭的百合幻境。百合之所以安全，是因为它不落地；百合之所以可爱，是因为它不能拥有。



因此我们必须回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百合文化注定要在“纯洁”与“不可延续”之间徘徊，那么它所能提供的究竟是情感的慰藉，还是情感的幻觉？当女性之间的亲密只能以失效、病理化或美化为结局时，它是否真的具有情感实践的解放潜能？



l 自梳女——不以爱为名的女性共生结构



如果说日本的S关系是对异性恋模板的青春模拟，是一场社会默许的“恋爱练习”，那么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国南方出现的自梳女群体，则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女性关系结构。她们不浪漫，不幻想，不扮演“骑士与公主”的角色，也没有临界于青春期的时效性。她们不需要爱，也不说爱，但却选择终身与另一位女性共居、共财、共命运。这是一种在文化意义上极度“反百合”的结构，却在制度意义上比任何“百合”都更具现实性、持续性与抵抗力量。



“自梳”原意为“自行盘发”，在晚清至民国初年广东地区，自梳是女性拒绝结婚的象征行为。根据当时的社会风俗，女子到了适婚年龄仍保留垂髻表示未婚，若将头发盘起则象征已婚；自梳女则选择在无婚配的情况下自行盘发，以表示终身不嫁，脱离父母之命与媒妁之言。



她们的选择往往伴随着巨大的社会压力与家庭撕裂——一旦“自梳”，便无法回娘家，也不能参与家族祭祀或婚丧礼仪；但与此同时，自梳女却借助新兴工业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独立可能：缫丝厂、下南洋、茶室、车间，这些原本属于“男性养家”的空间，终于向女性敞开。



一批拥有工资与流动权的女性选择离家共居，与志同道合的“姊妹”建立姑婆屋，彼此合作养活自己，有的还会合资购地、**、养老送终，形成结构上几乎等同于家庭的共生系统。



自梳女之间的关系，不等于“爱情”，也不等于“朋友”。更准确地说，这是一种生活型依赖结构，以日常劳作、责任承担、社会互助为核心。虽然史料中不乏“金兰结义”“形影不离”的描述，但她们的关系通常回避情感浓度的渲染，也很少被美学化、文学化。她们几乎不写情书，不缅怀青春，不称对方为“姐姐”或“恋人”，却可以共同度过五十年，直到生命尽头。



从某种角度说，自梳女的情感模式是一种去浪漫化、去性别化的亲密关系：她们不需要模仿异性恋关系中的角色分工，不依赖青春荷尔蒙，也不期待彼此完成情绪救赎。她们只是合住、合力、合愿，不用解释自己为何不结婚，也不用为关系冠上任何“爱情”的修辞。



正是这种反戏剧性、反文学性的亲密结构，使自梳女成为女性历史中最为低调，却最为稳固的情感共同体。



与日本S关系那种“高强度、短时效、必终止”的青春情感模式相比，自梳女的关系恰恰以其低强度、长期性与功能稳定性构成了一个结构上更为成熟的替代系统。S关系仿佛一场被允许发生的偏航——它在情感上是真挚的，在文化上是动人的，却永远必须在“毕业”“嫁人”这类节点前主动告别；而自梳女的关系则更像是对父权制度的一次无声退出，不试图对抗或纠正它，而是通过彻底绕开的方式实现自我生活结构的重建。



她们从未试图宣称“我们相爱”，因此也就不需要进入社会对“爱”的管理与惩罚系统；她们不谈“性”，因此也不落入“病态”“色情”“身份危险”的标签之中。她们也不标榜“解放”“进步”，更不构建象征体系或理想化剧本——正是因为不以爱之名，她们反而逃脱了所有关于爱、欲望与性别角色的结构预设。



这一点值得我们深思：当百合文化始终绕不开“模仿异性恋”“不敢触碰身体”“被迫终止”三重困境时，自梳女却以非浪漫、非叙事化的方式实践出一种现实的女性共居共同体，超越了青春期、爱与性的全部逻辑。



她们从未进入过百合文学，却活成了百合文学无法完成的结局。



l 模仿性 与去结构性的女性亲密关系模型



经过前几章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日本S关系与中国自梳女这两种女性亲密关系形态，虽然都诞生于父权社会对女性生存路径的高度压制时期，也都以“女性之间”的亲密连接为核心，但它们在本质上却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策略方向——前者是模仿性亲密结构，后者是去结构性共生系统。



这种差异不仅仅表现在外部制度安排上，更体现在情感意图、社会逻辑、文化话语、持久性与实践能力等多个层面。以下为对比分析表：



维度

日本 S 关系

中国 自梳女

生成背景        女校制度（青春期封闭环境）        工业劳作机会+婚姻压迫下的现实选择
年龄结构        青春期（12–18 岁）        成年期（20+，多数终身）
情感动力        浪漫依恋，情绪投射        情感支持，生活互助
是否模仿异性恋        是（学姐=丈夫，学妹=妻子）        否（无性别角色分工）
是否诉诸爱/性        是，强调“纯洁爱”，回避性        否，普遍无性/非浪漫表述
持续性与现实性        青春期限定，毕业即终止        可终身延续，构成家庭替代结构
社会容忍机制        条件性容忍（仅限精神性）        区域性默认（只要不扰公序）
风险与惩罚机制        逾界即“病态”、殉情        婚姻缺席=不孝、失名份
文化命名与美学        被浪漫化、被文学化        被边缘化、非叙事化




从上表可以看出，日本S关系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逻辑核心是“模仿但不挑战”：它以异性恋剧本为参考范式（类宝冢剧团中男役/娘役），通过骑士/公主、丈夫/妻子式的角色排布，构建出一种看似亲密、实则封闭的感情模拟系统。它之所以能被社会容忍，正是因为它预设了终点，并回避了性、现实生活与社会结构的挑战。



相比之下，中国的自梳女则不以模仿为路径，反而拒绝进入任何恋爱剧本。她们不是“女同性恋”的历史前身，也不曾用“百合”或“S关系”之名标记自己。她们只是集体性地选择不结婚、不依附、不演出“女主角”，却在共同生活中实现了长期协作、责任承担与稳定情感。这种关系的去中心、去命名、去性别化特征，反而构成了对父权婚姻制度最根本的否定。



日本S文化看似在讲“爱”，却始终不敢面对“如何生活”；中国自梳女从不谈“爱”，却直接给出了“如何活下去”的实践方案。这一对比揭示出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



在父权制度中，只有不以“爱”为名的关系，才有可能获得延续的可能。



这不是对“爱”的否定，而是对“被规训的爱”提出的反思。在“爱”成为制度化控制、文化美学、审美经济与性别扮演剧场的同时，去爱反而成了通向真实共同体的可能路径。



l 百合文化的审美闭环与当代困境



穿越百余年的演化轨迹，当我们回望百合文化，会发现一个令人尴尬的现象：在制度性压制逐渐缓解、性别政治获得进展的当代社会，百合文化并未像女同性恋群体那样发展出更强的现实组织能力、政治发声系统或社会结构替代机制，反而越发被困在一个自我复制的审美闭环中——越是被认可，越是去现实化；越是流行，越是功能虚化。



这一闭环的核心症状就是：当代百合文化不再是对性别制度的挑战，而成为对主流情感消费结构的补充。



在动漫、轻小说、同人创作、商业平台甚至短视频平台上，百合被塑造成一种“轻盈的亲密”“无害的性感”“女性间安全的互动”。但这些“关系”往往具备以下特征：



被刻意非现实化（如设定在校园、异世界、虚构行业）

被去政治化（完全不讨论身份认同、制度压迫等社会维度）

被情绪化强化（大量高浓度依恋、高戏剧性冲突）

被美化为视觉消费品（女体之美、眼神交流、轻抚、擦肩）



这种现象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保留了S文化的幻想机制，却切断了S文化曾经拥有的那一点点“结构性反抗”可能。



当我们谈论“百合文化的现代性变异”时，不能忽略近年来社交媒体上的一种“赛博女同”现象：一些明明是异性恋的女性在网络空间中自我标榜女同倾向，发布“姐妹亲密照”“百合风自拍”“与闺蜜的情感誓言”，并用这些内容构建自我形象。这种操作通常并不涉及真实身份认同或生活实践，而是一种“带有政治暗示的情感表演”。



她们用“我喜欢女孩”来表达不愿被异性规训的姿态，用“我们才是彼此的拯救”来制造进步女性之间的虚拟联盟感。这与早期S关系相似——都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内，构建短暂的情感替代；但与之不同的是，赛博女同甚至不需要真实关系本身，只需视觉图像与话语标记。



这正是“百合”在现代流通逻辑中的关键困境：它越来越成为姿态，而不是实践；越来越成为标签，而不是关系。



从最初的女校情谊，到少女文学中的精神恋，再到今天ACG文化中的“萌系百合”、社交平台的“姐妹亲密照”，百合文化的主流形态始终维持着一种“可爱、轻盈、非现实”的结构。



它不挑战性别制度，只是绕开它；不诉求情感真实，只提供情感幻想；它越来越像是一种文化商品，专供观看、共鸣与转发，但不鼓励在现实中落地——不鼓励同居、不鼓励制度抗争、不鼓励将“她”带出屏幕、带进生活。



这使得百合文化始终处于一个悖论之中：



它的“亲密”越是被社会接受，就越不能拥有性



它的“关系”越是被商业挪用，就越难拥有主体



它的“政治”越是被姿态借用，就越无法触及制度根基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女同性恋作为一种性取向，在现实中发展出明确的身份认同路径、法律诉求与日常生活实践；而百合文化却始终困在一套浪漫化、视觉化、青春化的想象结构中，难以构建可持续的社会关系模型。它不再是被压制的情感，而是被娱乐机制持续中性化与脱感情化的“安全内容”。



这也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思考：

​

​如果“爱”已被过度宽泛、性别已被情绪化处理，是否还有另一种不以浪漫与欲望为基础、但却能构建真实互赖关系的亲密可能？





l 不是爱，也不是逃避——女性共生的另一种可能



在S文化中，女女关系被浪漫化；在现代百合文化中，它被视觉化、姿态化；而在自梳女群体中，它却被日常化、制度化、非情绪化地实践着。这三者之间，构成了一条由“幻想”到“现实”的情感路径，也揭示出一个可能被忽视的方向：真正能够持久、稳固并回避父权婚姻结构的女性关系，往往并不诉诸爱情、欲望或青春热情，而诉诸协作、生计与共存。



自梳女从未高喊自由，也不追求解放。她们的选择是静默的、非理论化的，但却在实践上实现了对核心制度（婚姻—家庭—父权继承）的结构性退出。她们没有要求进入男性定义的世界，而是用生活与行动，构建了另一个不需要男性的生活单元。



这是否是一种“新的亲密关系可能”？



我们也许无法轻易将其套用于当代，但自梳女给出的某种答案仍具有现实启示意义：



关系的稳定不一定依赖“爱”的叙事。真正的亲密未必需要性或浪漫，而是能否共同生活、共同承担责任。



S文化之所以无法构成现实关系模型，正是因为它始终绕不开“模仿异性恋”“强调感觉强度”“回避现实建构”这三个难题。而自梳女的逻辑恰恰相反：她们不模仿、不追问、不命名，只是生活。



她们从未以“爱”的名义开始，所以也无需“失恋”而结束。



她们的关系没有起点，也不设终点，只在日常之中持续生成。这种去戏剧化的亲密逻辑，也许正是未来女性之间关系所应当思考的方向：如果无法构建一个“爱的乌托邦”，那就从“共在的现实”开始。



l 结语——在不言爱之处重构女性亲密

本文从东亚历史文化中的两类女性亲密结构——日本的S文化与中国的自梳女实践——出发，试图厘清“百合”这一词汇在不同制度背景与文化逻辑下的生成路径与现实局限。在回顾其演化轨迹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做出以下冷静的观察总结：

首先，S关系作为早期百合文化的核心形式，其合法性基础并非来自对女女关系的认可，而是建立在“青春期限定”“精神性绝对化”与“身体排除”三重前提上。这使得它虽被允许在文学与教育场域中流通，却始终无法转化为具有现实实践能力的关系模型。一旦超越社会默许的情感强度，其后果往往是压制、病理化，甚至殉情。

其次，自梳女群体的存在表明，女性之间的稳定亲密关系并不必然诉诸浪漫或性。她们的共生关系建立在社会结构的现实回避上，是一种“非情绪性”的实践选择。她们不以爱为前提，不以性别为角色划分，也不以政治身份为认同构建单位，而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共同劳动、责任分担与长期陪伴，完成了对传统婚姻结构的有效替代。


再次，本文指出，当代百合文化的去现实化、娱乐化与姿态化趋势，正持续削弱其作为真实关系范式的可能性。它被塑造为一种“视觉友好”“政治中性”“情感安全”的流行内容，越是普及，越失去挑战性与建构性。这种文化困境的根源，并不在表达方式，而在其始终未能摆脱“模仿结构”与“终结预设”的制度逻辑。

因此，本文的研究并不旨在判断哪种模式更为“纯正”或“进步”，而在于提出一个被忽略的结构可能性：女性之间的亲密关系，无需借助浪漫逻辑即可成立；无需模仿异性恋模式即可持续；无需依赖语言、身份、宣言或文学想象，即可构建现实中的长期协作。

在一个“爱”已被文化滥用、性别已被身份政治模糊的时代，重新发问“谁与我共生”可能比“谁爱我”更加现实与必要。真正值得探索的女性亲密关系，或许不是情感浓度的强弱，不是标签选择的自由，而是能否在社会结构中成立、延续、支撑彼此抵御孤立与规训。

双重清洁枪

这么弱智的文咋还搬来百综走廊不是有个帖子吗

—— 来自 Xiaomi M2012K11AC, Android 13, 鹅球 v3.4.97-alpha

modedd

凡人 发表于 2025-5-11 22:37
前桥可以算是刹那花plus版，都是staff用心的动画，而差距在同样硬造爆点的第2集光污染staff的恶趣味露出来 ...

别趁机碰瓷，光污染再不济有第四集也足够证明她的豚心了

坐看风起云涌

这集粉黑都能打情骂俏了

haoshion

已经打情骂俏好几集了

月弦鸣鹿

暗黑版團子怎麼這種東西都搬進來

—— 来自 Xiaomi 23117RK66C, Android 14, 鹅球 v3.5.99

坐看风起云涌

怎么有管人痴

坐看风起云涌

老太婆，果然你不简单

高规格ik

粉黑现在就像针灸一样稳

坐看风起云涌

黄绿家庭矛盾打算一起解决吗？但看预告准备卖粉黄

梅斯之围

前桥魔女真就低开高走了么，现在浓度在4月番里能排第几

高规格ik

梅斯之围 发表于 2025-5-11 22:56
前桥魔女真就低开高走了么，现在浓度在4月番里能排第几

低于杂旅，略高于PA饭吧

osore

绿给黄的礼物是大家凑钱买的吧，怎么搞得像她个人送的一样

坐看风起云涌

如果编辑有豚心，黄绿可能是管人百合，中之人就在我身边。但这个套路沉重姐已经用过了。

JY要塞

又是管人

modedd

高规格ik 发表于 2025-5-11 22:57
低于杂旅，略高于PA饭吧

懂了，强mono级

modedd

梅斯之围 发表于 2025-5-11 22:56
前桥魔女真就低开高走了么，现在浓度在4月番里能排第几

倒数第三

Mr.Giraffe

pa饭和前桥之间隔着100个mono

梅斯之围

modedd 发表于 2025-5-11 23:03
倒数第三

倒数第二是谁

高规格ik

Mr.Giraffe 发表于 2025-5-11 23:06
pa饭和前桥之间隔着100个mono

那不是没差多少嘛

modedd

看来大家对倒数第一已经有共识了（

—— 来自 鹅球 v3.5.99

knmf

太恨mono了
当年那些恨露营的都没有你们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