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灵狩！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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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早出来了，最近才过来看了一下！果然脑残的厉害！另外附上法蘭西斯‧哈里‧康普頓‧克里克得传记！

法蘭西斯‧哈里‧康普頓‧克里克（Francis Harry Compton Crick）在1916年6月8日出生於英格蘭北安普敦（Northampton），父親與伯父共同經營一座祖傳的製鞋工廠，中等的家庭環境並沒有讓克里克特別接受所謂的菁英教育。不過，克里克幼年時就是個好奇心旺盛的孩子，對這個世界充滿了困惑但又渴望了解整個世界，這樣的科學研究精神貫穿了他的一生。克里克從小就像愛迪生一樣，總是好問為什麼，但幸運的是，他的母親也和愛迪生的母親一樣了解他的孩子，非但沒有加以責難，為了滿足他的求知欲，他的父母特地買給他一套《兒童百科全書》，書中內容五花八門，包括藝術、科學、歷史、神話、文學等各方面領域，然而，最能夠引起他興趣的莫過於科學領域，當他了解到地球以外還有個浩瀚無際的宇宙，肉眼看不見的微觀世界還有原子這樣的微小粒子存在，以及生命千變萬化、生生不息的奧秘時，這套伴隨著克里克度過童年的書成了他培養探索自然界謎團的興趣的啟蒙老師。

克里克雖然原本有宗教信仰，但卻不算是非常虔誠的教徒，他說，他對於科學漸增的興趣，使得他在十二歲左右就開始成為一個懷疑論者（skeptic），一個有強烈無神傾向的不可知論者（agnostic）。講道低落的智性水平，與他的思想完全相悖，宗教學家關於上帝創造萬物的說法已經無法滿足他強烈的好奇心，這對他後來的科學研究生涯起了一定的作用，他說：「毫無疑問，對基督教失去信仰與對科學的逐漸執著是我的科學生涯關鍵的一部分，影響倒不是在日常行事上而在於我認為什麼是有趣又重要的事情。」

1933年，克里克進入倫敦大學學院深造，但是此時他是主修物理，那時的物理課程教的都還是古典物理學領域的範疇，對於他真正想了解的如波耳原子模型等量子力學領域所提甚少。不過，他還是繼續刻苦學習，在六年後如願取得碩士學位，正打算攻讀博士時，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被迫中斷學業的他，轉而進入海軍部門研究製造魚雷，在英國海軍總部實驗室參與磁性魚雷與聲控魚雷的研發工作。

戰爭結束時，克里克已到了而立之年，此時才選擇要投身基礎科學研究工作，博士學位還未取得，在天才如林的近代科學界，是極為罕見的大器晚成者。此時的他面臨了人生的抉擇，到底要進行什麼樣的研究工作呢？他可以留在海軍當平名雇員，但他不想一輩子都在設計武器，他在求學過程中的研究成果甚至可以說是乏善可陳，一片空白：大學主修物理副修數學，卻沒有具優勢的成績，僅僅了解一些他不甚感興趣的物理學，如磁學和流體力學，卻連一篇像樣的論文都沒有。在思索人生方向的這段時間裡，他對各學科的相關書籍進行大量閱讀，他發現到他對“生物與非生物的區別”這類的課題特別感興趣，於是開始自學生物領域的背景知識，然而，生物學領域博大精深，任何一個分支領域都可以消耗一個人短暫的一生，要選擇什麼領域進行深入研究呢？他自創的「閒聊檢驗法」（Gossip Test）解決了他的問題，確定了他接下來的方向，他說，平常和朋友聊天時自己常提起的問題，就是內心深處最想解決的問題。透過這個方法，他找到了他一生最想探討的兩個主題：生命的本質與大腦的奧秘。克里克反省了一下，發現到這兩個領域都是許多人連碰都不會去碰的遙不可及的方向，但他卻直覺性地朝這兩個領域來發展，看來他天生對於宗教權威的挑戰的性格已經在此時發揮了影響力。

克里克事後回想，他的一些與一般人不同的想法可能會使他在待人處事上不是那麼討人喜歡，但在科學研究上卻有相當的助益。比如，他求學生涯中紀錄的空白，對別人來說，實在是不學無術、一事無成，但對他來說，卻反而代表了自己人生方向的無所牽掛，因為此時與他同齡的科學家，都已經在他們各自的領域小有成果，要他們在此時從自己已投資了將近十年的研究領域跳脫出來，重新進入一個全然不同的領域，試問又有多少人有這種勇氣呢？他的空白紀錄象徵著人生的自由，在無拘無束的生活中，給了他重新起手的機會。

此外，克里克之所以特別提及他的「閒聊檢驗法」（Gossip Test），起源於他在軍中生活中與軍官朋友述說抗生素，如盤尼西林的發展現況。一天晚上，他在一本科學雜誌上看到有關於抗生素的相關最新研究報導，雖然他對於抗生素一點都不了解，他在和朋友聊天時，卻不經意地談及了相關的研究情形。克里克說：「這一點認知對我是個啟示，我發現了閒話測試。」在此之後，克里克將這個方法運用在他日後的研究方向的決定上，才找到了足以影響他一生的科學領域。

影響克里克一生方向的還有一個人，就是著名的量子物理學家薛丁格。薛丁格在1944年出版了《生命是什麼》（What Is Life?）一書中提到了生命現象以物理化學原理來加以闡釋的可能性，並號召物理學家極積投入生命科學領域，從分子層次探討生命奧秘，克里克天生有著挑戰權威、顛覆傳統的個性在，這本書的問世更將他對於宗教反感的消極想法昇華為對於生命本質的積極探索，他意識到自己選擇的領域還沒有重大的突破存在，還沒有足以深入探討生命本質的核心價值產生，「是其中包含的神秘吸引了我：生命的神秘和認知的神秘。」克里克激動地回憶當時的感受，「我想更確切得知在這個領域當中，那些神秘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如果最終我能發現它們某些結構，那將是多麼輝煌的事業啊！」強烈而不可遏抑的熱情帶給他無比的智慧與使命感，這本書發動了生物學的革命。克里克與他的工作伙伴華森都曾因此受到薛丁格的精神感召，全心投入這場空前絕後的歷史聖戰。確定了人生的方向，接下來的就是全心全意地投入。1947年，從海軍退役後，克里克得到英國醫學研究理事學會的資助，進入劍橋大學的斯坦格威斯研究實驗室進行研究工作，天資的聰穎與勤奮的研究使得他能夠獲得賞識，順利進入劍橋大學凱文迪許（Cavendish）實驗室，攻讀生物學博士，1954年以「X射線繞射——多肽類和蛋白質」這篇論文，取得博士學位。


◆解開DNA結構之謎

DNA的雙螺旋結構發現之旅就此如火如荼地正式展開。克里克在凱文迪許實驗室遇見了他終生的工作伙伴——華森，一個是典型的美國式作風：熱絡、即興，與即興的熱絡；另一個則是英國作風：冷靜、矜持、好思考。看似有性情上的不同，卻對於DNA都抱有著相同的直觀與品味：他們都認為DNA的結構是生物學最根本的問題，甚至見到常人所不能見的關鍵事物，並直覺性地掌握解開DNA最根本的核心問題，創作出一種全新的解決之道。克里克和華森一見如故，因為他們都有著既相似又互補的性格，都不是很討人喜歡，都很慣於將自己的想法很直接地表達出來，從未考慮到別人可能會產生的感受，他們兩人既合作，也互相挑戰，兩個人思想上的交鋒使他們產生許多珍貴的東西。他們一開始就將焦點集中在當時生物學界一個即將被解開的謎團：形成人類基因的分子結構，即去氧核醣核酸（DNA）的結構到底是什麼模樣呢？他們明白，只要解決DNA結構之謎，那麼生命是如何遺傳繁衍，以及其它一些相關的基本問題，就有了正確的答案了。明白了這一點，他們決定用X光射線來探尋DNA的分子結構。

起初，克里克與華森認為DNA的螺旋結構應該是三螺旋，因為當時的生化權威鮑林（L. C. Pauling，1901-1994；1954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1962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根據量子力學原理，提出了作為量子化學基石的化學鍵理論，在蛋白質結構研究中提出肽類折疊透過氫鍵形成α螺旋的學說，鮑林透過多肽鏈的鍵結原理，建構出符合晶體X射線繞射分析圖的結構模型，並提出了所謂的“第一性原理”，又稱逼近法，以做為結構分析的依據。此法從最基本的結構出發，找出所有可能形成的分子結構排列方式，特別考慮到對整個大分子結構與形狀具一定影響力的氫鍵的形成方式；再將所建立起的理論模式與實際X射線圖像加以比對，不斷修正至最可能的結構。兩人運用此法測定各鹹基的大小、排列、氫鍵作用力，以及DNA分子直徑、螺距、鍵角等結構數據，再與繞射圖形相比對，以求逼近鮑林所認為的三股螺旋結構。

然而，這個做法並不成功，日後在許多實驗室證實之下，宣告失敗。克里克與華森在當時研究DNA結晶構造影像、但思路與鮑林不同的專家威爾金斯（Maurice Wilkins）和富蘭克林（Rosalind Franklin）找出模型的漏洞之後，選擇放棄鮑林這位生化權威的假設，朝另一個方向來發展，改從X光繞射圖像來進行分析，考慮繞射點的分布特點，再由數學變換，計算出分子中各種化學鍵的鍵長、鍵角等結構要素。1953年2月，克里克和華森從富蘭克林的X光繞射圖判定DNA的醣磷酯骨架在外側，鹹基在內部，而非鮑林所認為的醣磷酯骨架在分子中央。這也同時告訴我們，從一個小小的對的位置出發，長期而言就會威脅到所有的巨人，打敗巨人的是一件「巨人忽略的小事」，而不是大量「僅次於巨人的事」。

根據許多實驗室的研究結果，他們已經推測出合理的DNA模型，在其它研究小組還認為數據不足，還需要更多詳盡的研究來支持而猶豫不決時，他們已在1953年4月25日，將他們構築出的DNA模型發表於英國《自然》（Nature）雜誌上，一個成功的模型，接著他們在5月30日的《自然》雜誌上又發表了《DNA的遺傳學意義》一文，更加詳盡地闡述了DNA雙螺旋模型在功能上的意義。但是，當年這個成就並沒有立即引起社會大眾的注意。這年《自然》共刊出二十篇討論DNA的論文，卻只有七篇對DNA的結構進行討論，克里克與華森提出的雙螺旋模型，不但符合X光繞射的實際數據資料，甚至還隱含著闡釋生物遺傳物質對於訊息的儲存與複製的相關機制，然而，生物學家們就是沒有立即看出它驚人的重要性：遺傳學的分子基礎已經建立起。就連鮑林也只是認為他們的模型「看起來很不錯」，但仍不認為「遺傳學的分子基礎」終於有了紮實的根基。這種情形正和孟德爾當年提出他長年來對於豌豆的遺傳學研究與愛因斯坦於1905年發表狹義相對論及質能互換理論如出一轍，都沒有引起大眾媒體立即的關注。

直到後來有愈來愈多的科學家發現到這個模型的重要性以及其所帶來的生物學上無與倫比的重大意義，才漸漸為人所接受，1957年，克里克更提出了分子生物學中的重要定理──“中心法則”（central dogma），說明了遺傳信息傳遞的途徑，是生命信息從基因單方向傳遞到蛋白質。1962年，克里克和華森終於因其在DNA分子雙螺旋結構的發現以及揭開生物遺傳信息秘密方面所做的貢獻而被授予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雙螺旋模型的價值與地位於是正式確立。

◆幕後花絮

一件偉大的事為人所完成時，一般人所看到的，往往是其風光耀眼的一面，然而，隱藏於成功背後的血淚，才是最動人的樂章，DNA結構戲劇化的發現之旅，有著如詩般蕩氣回腸的情節和撼動人心的結局，這是絕對不能讓它消失在歷史的洪流裡，隱沒在科學的人性面中的。

假想一個情境。當讀者知道有一個同事在自己專業的領域裡花費無數的金錢、時間與精力，累積了許多重大的研究成果，只差一兩小步就能夠抵達終點，你透過某些管道知道了他的研究成果，更知道只要以這些成果為基礎，自己就能推想出一個嶄新的觀念，一個足以解決歷史謎題的關鍵，如果在此時要求與那位同事合作，很有可能會被對方視為是在竊取他的畢生心血。那麼，讀者會在不告知對方的情況之下繼續進行研究，直到最後發表成果時才通知對方嗎？

1953年2月底，33歲的富蘭克林曾在日記中寫到，DNA具有兩條鏈的結構，這時她已經確認出DNA有兩種形式，鏈的外面更還有磷酸根。1953年初，華森和克里克已經成功建構出DNA分子雙螺旋結構模型，但富蘭克林對此事仍一無所知，她更不知道的是，華森和克里克已經看過她所拍攝的能驗證DNA雙螺旋結構的X射線晶體繞射照片，就是因為這個關鍵，才使得整個模型得以成功建立起。

華森在1968年出版的《雙螺旋》（The Double Helix）一書中坦承，“羅莎琳（即富蘭克林）沒有直接給我們她的數據。”皮魯茲是華生的一個朋友，是醫學研究指導會指派的一個委員會的成員之一，該委員會正好負責藍道實驗室的研究監督工作，藍道實驗室為了說服委員會，都會要求其底下的研究人員對其研究成果提供一份簡介，而富蘭克林正是該實驗室的成員之一。皮魯茲在接到簡介的副本後，就將這份報告拿給華森和克里克參考。在此之前，發現DNA結構的第三個人，即威爾金斯，與富蘭克林間的關係變得愈來愈糟，甚至於富蘭克林所有的研究成果都不願讓威爾金斯知道，他反而與華森的關係變得愈來愈好，在威爾金斯的助手威爾遜的幫助之下，悄悄重做了富蘭克林的X光研究，威爾金斯甚至於秘密取得了富蘭克林足以清楚證明DNA結構的B型DNA晶體X光照片，並拿給華森和克里克看。看到了照片，又知道了研究成果，這個莫大的「收穫」，成為他們成功建立起整個模型的關鍵因素。

當華森和克里克在1953年4月25日，將他們構築出的DNA模型發表於英國《自然》雜誌上之前，他們打算讓富蘭克林也知道這項消息，令他們驚訝的是，富蘭克林一改之前全盤否定他們的做法，立即採納了他們的模型。更教他們不可思議的是，富蘭克林顯然相當樂意讓華森和克里克知道她的研究成果，華森回憶道，原來他們所知道的富蘭克林表現出的並不是一位女性主義者的蠻橫不講理，而是一位一流科學家對於研究精神的嚴謹堅持。富蘭克林在之前所以對他們的想法如此嗤之以鼻，乃是因為她認為他們根本就是個懶於做實驗的科學家，只想要藉由憑空想像來解決DNA的結構問題，當她知道他們真正的動機是出自於對於科學真理的追求，對於過去的一切種種她在一時之間完全釋懷，盡釋前嫌。華森和克里克也在此時了解到，以前的富蘭克林實在是相當地令人同情，即使在分子晶體學方面研究成績斐然，但因為身為女性科學家，就無法受到平等的待遇，無法受到應有的賞識。我們相信，如果在1962年時富蘭克林依然健在，諾貝爾百年百人的紀錄上，必定會存在她的名字，只是她等不到那個時候了，因為富蘭克林早在這之前就因罹癌而英年早逝，而諾貝爾獎是從不頒給已逝者的。

這一段鮮為人知的過去，反映的不僅僅是一個科學家職業良知的真實寫照，與一個早凋的科學玫瑰懷才不遇的乖舛際遇，也意味著一個值得深思的現象，一道令人惋惜的課題。

克里克在事後回憶道：「彼此坦誠相待是合作者之間最基本的一條原則。不管是跟身分比你低很多的人合作，還是跟身分比你高很多的人合作，都沒有什麼好處，因為他們和你之間不可能坦誠相待，其中摻雜了太多的禮數，不能實話實說，這往往就是許多優秀科學家之間的合作最後以失敗告終的原因。」

◆所謂的大科學家

華森與克里克的研究動機，倒顛覆了我們對於一個偉大科學家研究動機單純而高尚的觀念——「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華森在《雙螺旋》的字裡行間毫不掩飾他的野心：拿諾貝爾獎。對他來說，人生就是競爭，科學研究也不例外，只有贏家才能夠名垂千古；而克里克在華森眼裡，則是個精力充沛且又聒噪不已的天才，但研究的動機一樣不離開某些特殊目的，也就是「拿博士」。因此，華森可以聽演講的時候當眾看報、獲獎以後致力於追求大學女生，而克里克則也可以是華森所說的：「我從未見過法蘭西斯虛懷若谷。」對科學有了點心得就濤濤不絕地講個不停，被許多人認為他廢話太多，甚至還一度讓勞倫斯．布瑞格爵士相當的反感。外界對於克里克的認識可能是風趣又健談，但了解他的人似乎都不以為然，只是克里克認為社交和媒體訪談太耗時間，影響到他進行深入的思考，因此很少跟外界接觸，才會留給別人冷靜、矜持、好思考的印象。

然而，從這番描述來看，我們不但不應該因此感到失望，反而倒能夠清楚認識到所謂的大科學家也同樣是人，也有七情六慾，對他們進行真相式的了解，絕對是比單純地相信他們和理想中偉大科學家一樣人格完美還要來得有幫助的，因為這表示，我們也都有機會成為其中之一，而不是那麼地遙不可及。

◆轉換人生跑道

克里克傳奇性的一生並未到此畫下句點，克里克在1962榮獲諾貝爾獎之後，認為分子生物學的框架已經有了，要開創新的領域。此時，他心底那股不可遏抑的好奇心又被重新激發起來，他心想分子遺傳學的開拓工作已經完成，生命的基本奧秘已經找到了，後續的工作該由其它人來進行。60年代末，他將目光轉向宇宙中的生命起源問題，在1971年9月，克里克（F Crick）在地外文明通訊會議上說，地球上的生命可能起源於宇宙高級文明，用無人飛船送到地球上的微生物。有兩個事實支持這個理論：一是遺傳密碼的一致性，表明生命進化中曾在某個階段越過了一個小種群的環節；另一個是宇宙年齡可能是地球年齡的兩倍多，所以生命有足夠長時間，第二次從簡單的起點進化到高度複雜的文明。克里克用定向生源說表示，某種高級生命有意識地用某種方法把微生物發送到地球上來。

克里克說，如果他的理論是對的，世上的細菌細胞應該是突然出現的，而不會有任何比這些生物更簡單形式的前身。因此，這些生物的前身應該是由其來源行星來決定的，故古細菌（archaebacteria）與真細菌（eubacteria）完全不同，更不可能在地球上於這麼短暫的時間內由同一個祖先演化而來。克里克最蔑視的就是支持創造論者的科學家，因為他認為把生命的誕生歸功於一位超自然的造物者，而不去從事科學研究，實在是非常不負責任。當然評批者則說，既然外星人無法親自來到地球，而人類也無法親自到他們的星球觀察生命的來源，那麼他的“有方向的泛生源論”不也和“創造論”一樣不負責任？而且同樣無法解決“第一個生命的誕生”這個最根本性的問題。

進入80年代，克里克又選擇再度轉換跑道，當時還有兩個領域還處於蒙昧狀態，值得去開天闢地，即發育生物學和神經生物學。克里克選擇了神經生物學，尤其是關於大腦這個他仍一無所知的領域，他的餘生也都待在沙克生物研究所（Salk Institute for Biological Studies），進行有關大腦方面的研究。比如說克里克在去年《自然‧神經科學》期刊上發表論文，宣稱他的研究小組找到了人類的“靈魂細胞”，並認為人的靈魂與意識的確存在，但不是像一些宗教學家所說的“人類具有永恆的靈魂，肉體只不過是靈魂居住的場所”這樣先天就有的，而是由人體大腦中的某群神經元產生和控制的，當時克里克寫道：“這是我們第一次在哲學、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等領域將神經細胞和意識產生完美地連結。我們的研究顯示，人類的意識不過是由大腦中一小群神經細胞所形成的，這些神經細胞正位於大腦皮質後部到前緣的一小塊區域。”這項說法是否能夠徹底解釋人類意識的真正來源，還需要進一步證明才能下定論。

此外，克里克還嘗試以腦神經生理學的角度來解釋“夢”的產生，他認為做夢是為了進行記憶的整理，在快速動眼狀態的快波睡眠時期拋棄無用的訊息，避免因訊息的過度累積而造成思緒的混亂，而不是為了提醒我們一些重要的事。大腦的腦幹產生興奮，發出訊號並引起腦視覺區出現影像，前腦把這些影像勉強編織成夢，解釋夢的意義，根本是在浪費時間。對夢的解析不論古今中外都曾經引起廣泛的討論，其中還包括精神分析學的解釋，精神分析學始祖佛洛伊德（S‧Freud）認為：人有很多欲望和想法被壓抑在潛意識深處。入睡後，被壓抑的欲望和想法便會在夢中偷偷進入意識裡，但它們是經過修飾妝扮的，實質的意義已經受到象徵化或符號化，許多精神疾病都可以透過對於夢的分析來找出壓抑與問題的根源。這兩種說法都有人支持，然而單就其中一種理論都無法完善解釋夢的存在與意義，如今則有紐曼（T.Newman）和伊凡斯（C.Evans）兩位學者提出從電腦的角度來協助理解人腦做夢的機制，不僅能把佛洛伊德和克里克理論互相連結，更有助於對於大腦之謎進行更深一層的探索。

1988年時，高齡72歲的克里克說，他已幾乎不敢期望自己能再提出任何嶄新的觀念，「但在我有生之日，我有權去做我覺得開心的事」。後來，他在1994年出了一本備受推崇的暢銷書「驚異的假說」，書中提到，克里克提出思維就是一群腦細胞共同作用的結果的觀點，他認為所有的腦功能，包括意識，都是一大群腦細胞相互作用的結果，只是腦細胞的數目太多，他們的相互作用產生了難以解釋的功能，這也許正是一加一不等於二這種非線性關係的最生動表現。腦能對於大量的圖象信息進行立即而快速的處理，也許應歸功於其完美的生物配置與大量腦細胞的相互作用所致。


◆結語

2004年7月29日，克里克和結腸癌搏鬥多年，在聖地牙哥加州大學醫院與世長辭，享年88歲。克里克的一生充滿了傳奇，他是位對知識的狂熱永遠難以滿足的科學家。二戰時期，他痴迷於魚雷的研究與改進；1953年，他發現了DNA雙螺旋，1957年，他提出了分子生物學中的重要定理──“中心法則”，說明了遺傳信息傳遞的途徑，是生命信息從基因單方向傳遞到蛋白質，60年代末，他將目光轉向宇宙中的生命起源問題，進入80年代，他又突然跳到了神經科學領域，克里克一生榮膺美國國家科學院、英國皇家學院、法國科學院以及愛爾蘭學院的院士，當然最重要的莫過於至高無上的諾貝爾獎。儘管其中隱藏著許多不為人知的一面，但對於克里克在科學界的貢獻，仍舊是功不可沒。倫敦大學學院教授瓊斯指克里克是「 20世紀的達爾文」，他說：「 20世紀有兩大象徵符號，一是原子彈的蘑菇雲，另一則是 DNA雙螺旋。某方面來說，雙螺旋更強一些，因為它代表希望而非絕望。」這位「分子醫學之父」帶領我們走向一個嶄新的時代，讓我們在面對不同的挑戰之時，能夠挺身而出，為我們解決歷史的困惑。克里克的突破帶來的重大變革，即使至今日，一樣對我們影響甚鉅。就像一盞明燈，雖然為數不多，但只要一點亮，就足以照亮整個世界，讓人心生恐懼的黑暗，也因此知難而退。今天「生命科學」所有領域，無論是基改生物、基因療法、DNA指紋乃至於生物學的聖杯——「人類基因組計劃」的完成，都要歸源於最初1953年那一場重要性不亞於達爾文的演化論、愛因斯坦的相對論的生物學革命。

1976年，克里克到美國加州聖地牙哥拉荷亞市（La Jolla）的沙克研究所擔任教授。聖地牙哥位於美國西岸，是美國生物技術產業中心之一，被稱為美國的“生物灘”，與北面的科技重鎮“矽谷”構成美國西部兩大高科技中心。該院院長里查德‧墨非說：「歷史將證明克里克是20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生物學家之一。」

巴哈姆特

看这片子和玩DS有异曲同工之妙

杨江流

主角正太很可爱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