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4-Ronald Hutton：裸体、魔法与宗教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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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前，我写了一本标题冗长的书，名为《古代不列颠群岛的异教》——那时候我还不会挖空心思让书名更具吸引力——我在书中将古代宗教与现代的威卡教以及巫术进行了一系列比较。我提出的一个不同之处是：在古代世界，任何已知宗教团体的信徒都不会像现代的威卡教徒那样定期进行赤身裸体的崇拜仪式。接下来这次讲座的其余内容基本上就是对这一陈述的反思。一方面，我相信我会详细展示为何这一说法是正确的；另一方面，我也打算揭示这一说法对于主题的考虑多么不周。我打算首先探讨仪式裸体在威卡教当中的地位。威卡教徒为这一实践提供了两个主要理由。我在书中常常看到的一个理由是，身体能够自然释放魔法能量，而衣物会阻碍这种能量的流动；另一个我更常在讲话中听到的理由是裸体可以强化威卡团体内部的平等与民主感。这两个理由对我来说都不是特别令人满意。我认为第一个理由可能是自我实现的正当化，因为习惯于裸体进行仪式魔法的人在穿上法衣或其他服装时很可能会感到失去力量；此外我也没有任何方法来评估那些进行裸体魔法的团体与不进行裸体魔法的团体在实践当中的成功程度。无论人们如何在字面意义上理解魔法，无论魔法被视为象征系统、自我转变的手段还是实际的操作工具，认为穿衣的魔法师自动沦为二流的理念都令人不安。这把那些最著名、最复杂的魔法社团——例如黄金黎明（Golden Dawn）、晨星教团（Stella Matutina）以及东方神殿教（Ordo Templi Orientis）——贬低到了魔法历史的边缘。我的正义感与常识都促使我反对这样的结论。至于仪式裸体在某种意义上的民主性质则与以下事实相抵触：许多威卡教教团都是地球上最具层级性的团体。这本身并不一定是坏事，在许多方面这都很符合他们所从事的活动的性质，但是硬要说什么平等则显得有些奇怪。

我认为裸体对威卡教徒来说在其他方面还有两个实用好处。其一是这种做法有力地强化了威卡圈与日常世界隔离开来的感觉。烛光、香气和仪式的结合都在为此效果而努力，而裸体则提供了非常明显的视觉象征，表明正常的个人形象已被剥离。许多神秘和隐秘的团体在仪式之前都会通过预备性的练习使人们进入改变的意识状态，这些练习包括呼吸法、冥想、引导想象等等。仅仅脱去衣物，走进烛光和香气，就是一种从日常生活瞬间切换到不同世界的强烈体验，非常有效且容易。另一个好处是，为了使仪式发挥作用，团体内部必须达成高度的彼此信任与接纳。如果裸体会让成员产生紧张与不适，那么裸体就成为了出色的试金石，显示这个团体依然存在问题。相反，如果团体的关系良好，裸体的体验则能够增强某种轻微的紧张气氛，这种略微让人紧张的倾向实际上反而有助于激发参与者做出更加强力的仪式表现。

然而，这些反思都没有解释仪式裸体当初怎样成为了威卡教的一部分。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简单回答是仪式裸体反映了威卡教的第一位重要宣传者——或许也是构思该宗教的主要创作者——的个人品味：此人就是杰拉尔德·加德纳（Gerald Gardener）。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坚定的裸体主义者，坚信裸体在身体、社交和魔法层面的作用。如果就此置之不理，这的确可以自圆其说。但是如果我们从大局出发，将威卡教的这一个方面与其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首次出现以来所展现的所有其他特征相比较，这个解释就未免有点小家子气了。根据这个解释，仪式裸体只是某个强大的反文化神秘主义宗教的众多特征之一，与其他特征一起颠覆了二十世纪中叶西方社会的大部分规范。威卡教尤其重视传统西方社会所恐惧或者边缘化的现象，诸如夜晚、月亮、女性、魔法、野生自然、异教及女巫的形象。裸体在西方文化当中常常被视为羞耻或软弱的象征，但在威卡教中却被转变成了信心与力量的象征。裸体在威卡仪式当中的明显存在只是二十世纪的威卡教冲破常规界限的一个例子。总之，我再次强调威卡教非常不同寻常。

现在的问题是要确定威卡教在这方面的不同寻常到底有多么异乎寻常。毫无疑问，威卡教在二十世纪文化的背景下堪称特立独行，但是它是否有古代原型？在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几乎没有近现代的指引。大多数关于仪式裸体的研究——特别是针对古代欧洲尤其是近东的研究——都是在1900年前后由德国学者进行的。J·海肯巴赫（J.Heckenbach）于1911年出版的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可能是最后一部完全使用拉丁文书写的学术作品。这位博学的作者显然害怕如果他使用任何活语言，他的主题可能会腐蚀那些没有见识的、易受影响的读者的思想。不过杰拉尔德·加德纳就是二十世纪初不懂拉丁文的普通读者的典型代表，可见关心公益的德国作者显然没有考虑到他的存在。最直接的问题在于如何阐释古代材料。确实，古代地中海和中东的雕塑、花瓶与壁画当中都描绘了许多裸体。然而主要问题在于许多情况下我们很难区分希腊和罗马艺术传统当中的现实与神话场景。大多数神灵——赫拉克勒斯，好几位女神，许多英雄和许多水仙女——都以裸体的形式出现，从而将他们与普通人区分开。几千年前，美索不达米亚城邦的统治者有时被描绘为赤身裸体在神明面前跪拜。这可能是现实崇拜场景的白描，也可能是对人类崇拜者的孤独与谦卑的艺术表达。考虑到这一切，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欧洲或近东的任何古老异教宗教仪式会惯常地要求参与者裸体。我们甚至不能确定这些仪式是否会为一两个裸体之人提供固定的位置。有时证据看似得见天日，却又在仔细检查之后土崩瓦解。例如，一些罗马作家描述了每年二月牧神节上在罗马街头裸身狂奔的年轻人。然而关于这种习俗的更详细描述却声称他们实际上穿着山羊皮制成的护裆，想必也是仪式要求的一部分。全身赤裸往往与特殊的仪式性转变联系而非常规事件在一起。例如在伊本·法德兰对于维京葬礼的著名描述中，十世纪二十年代罗斯境内的维京男性在夜晚点燃已故维京首领的火葬堆时都要赤身裸体地倒退走路。显然，他们反转了正常的行进方向以及着装模式，这表明在那一刻，他们将自己从人类的其余部分以及世界的一般性质当中剥离出来，从而将死者引入不同的领域。

那么我是否认为仪式裸体在古代世界没有存在空间，除非是在艺术领域或者伏尔加河畔的葬礼之类的偶尔特殊事件当中？不，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上述总结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领域：神秘宗教的入门仪式。在这里裸体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着常规功能性的角色。有据可查的是，某些神秘宗教要求入门者在入宗时裸体，并在完成入宗过程后重新穿上衣物。这显然是古希腊和希腊化世界当中重生的明确比喻。这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种强烈且熟悉的共鸣点。沐浴净身之后穿上新衣的习俗不仅是即将参与任何宗教仪式的常规净化，更是即将成年或者即将结婚的人们必需的完成的步骤。然而在这里解释证据时同样需要谨慎。有些被认为支持裸体入门仪式的观点并不足以超出怀疑。例如希腊剧作家阿里斯多芬的一个角色在喜剧当中说：“新入教者应当遵从习俗，赤身裸体。”这可能指的是宗教中的神秘注意做法，但是必须记住，希腊男孩进入青春期的标志之一是可以放弃儿童时期的女性衣物，赤身裸体地参与成年男性的健身运动。希腊成年男性在健身房里是裸体的。因此在某些地方，初学的年轻人被称为“脱衣者”，这也可能是阿里斯多芬所表达的意思。同样，伟大的希腊罗马哲学家普罗提诺声称，希望在神圣神秘当中提升等级的人必须脱掉衣物，赤身前行。这可能是字面意义，也可能是指精神纯洁与坦诚的重要性。希腊布劳隆的阿尔忒弥斯圣所进行的女性神秘主义庆祝当中也有类似案例，这些仪式是针对即将结婚的年轻女孩的成年仪式。布劳隆相关的绘画暗示女孩们在某些时段是裸体的，但是这些场景同样可能具有神话意义。

将所有这些参考以及面对它们时应有的谨慎态度通盘考虑一下，还留下两项有力证据显示神秘宗教的入门仪式涉及裸体。第一项是意大利卡普亚的一座神庙里面的系列壁画。这座神庙供奉得是密特拉，壁画描绘了密特拉宗教的入门仪式，每一幅画中的入门者都是裸体且被蒙眼，而仪式实施者则穿着衣服。其次是来自古犹太教和早期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举行洗礼的令人震惊的证据。犹太人和基督徒因其对人类身体以及展示人体这一行为的极端厌恶而闻名，希腊的健身房尤其令他们反感。这使得同时代的证言越发值得瞩目，这些证言强烈暗示犹太教信徒在洗礼时是裸体的，并且一口咬定基督徒在洗礼时肯定是裸体的。在早期教会当中，裸体洗礼完全就是加入密教的仪式。求教者必须经过两年的准备，临事之前还要进行为期七周的高强度禁食与祈祷。实际仪式在私密场合进行，由众多接纳人围成圈子，求教者在其中脱去所有衣物，被抹上圣油，并且浸入水中，然后重新穿上白色衣物。根据规定，如果求教者是女性，应由女性接纳人负责为她身体的多个部位抹油；如果现场没有其他女性，祭司就必须勉为其难。有一个警示故事讲述了一个名叫科南（Conan）的巴勒斯坦修士，他必须为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施洗，却找不到帮助他的女性基督徒。他惊慌逃跑，结果被从天而降的施洗约翰拦住。施洗约翰友好地在他的私处画了三次十字架，让他永久失去了性能力，之后他的工作才得以顺利展开。很难想象这样的洗礼会被纳入早期基督教这样一个如此厌恶乃至畏惧裸体的宗教之中，除非这一过程被视为对于神秘信仰不可或缺的入门部分。

所有这些数据似乎都倾向于得出一个结论：仪式化裸体确实在古代欧洲宗教的某些关键转变时刻占有一席之地，但是裸体在任何其他地方的存在都缺乏证明，并且在古代世界结束时这一做法也从西方宗教传统当中消失了。不过这一结论依然显得有些仓促，因为它忽略了混合性别裸体仪式与基督教异端之间的联系。这种仪式是从二世纪到十七世纪的正统教士针对各种偏离常规的基督教的谴责当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必须承认，这个主题并不很常见，更常见的主题包括崇拜恶魔、食人、群交、乱伦以及献祭儿童。相比之下裸体显得如此乏味，以至于几乎不值得一提。然而反过来我们也确实可以争辩说，正因为如此，为数不多的几次提及裸体的案例才很可能更加重要或者可信。问题在于这些裸体案例都没有受到两种来源的支持，而只有这两种来源才能可靠地让我们得以洞察那些不正统信仰的真正信念：首先是当事人自己的著作，其次是他们在审问之下提供的供词以及隐藏的法律记录。相反，所有的裸体案例无一例外都来自正统教士对其敌人所做的指控，目的在于抹黑他们的名声，并且很可能只是道听途说。因此虽然在古代世界有人说亚当派（Adamni）在一个裸体社区里生活与敬拜，虽然普里西利安派（Priscillianists）被指控赤身裸体地阅读圣经，虽然那仙斯派（Naassenes）与巴贝洛派（Barbelo）诺斯底教徒也有举办裸体仪式的名声，但是我们必须等待近千年才能看到这一指控的再次出现。这次它出现在十四世纪法国的一个名为无衣派（Turlupins）的异端当中。根据主流教会的指控，这个教派显然沉溺于裸体和放荡。另一个名为智识之人（Men of Intelligence）的小团体在1411年被康伯雷与弗兰德斯的主教谴责，声称他们宣讲圣灵的内在启示，同时裸体并且践行自由恋爱。如今我们无法证明这些陈述到底有没有社会学根据，是不是纯粹的幻想。

整个中世纪最臭名昭著的基督教天然主义者是波希米亚的亚当派（Adamites），他们这个教派在1420年出现，主张天主教弥撒没有效力，所有真正信徒需要的只是一顿简单的聚餐作为圣礼。敌人指控他们当中有些人在丘陵和森林里脱去衣物，以期重新获得伊甸园的原始天真。然而要注意，这种做法就算是真的也并不属于仪式裸体，更何况很可能本身就是一种诽谤。事实真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因为在1420年反对天主教弥撒是足以打入中世纪异端顶尖联赛的行为，因此几乎所有的亚当派信徒都在一年内被消灭殆尽。然而在接下来的四个世纪，亚当派却成为了西欧想象当中典型的赤裸朝拜者。每当保守派基督徒想要渲染宗教宽容的可怕后果就会把他们抬出来充当稻草人。一个例子是在十七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革命期间，1641年7月，英国报纸开始指控亚当派信徒在英格兰出现，不过这些报告并非不值得怀疑，因为最细致入微的目击者记述声称亚当派信徒在伦敦公园大量聚集，但是除了少数目击者之外似乎再没别人在伦敦市中心目睹成群结队的裸男裸女。到了年底，人们停止了针对亚当派的搜索。这可能是肯辛顿花园和海德公园等地所遭受过的最令人兴奋的指控。

古代和中世纪基督教异端的全套目录表明，仪式裸体确实是正统教徒用来指责其敌人的诸多罪名之一，但却无法证明这些敌人是否真的在实践当中践行了这一罪名。因此毫不奇怪的是，裸体现象与中世纪后期以及近代早期的豪华版异端联系在了一起，这就是存在于时人想象当中的撒旦女巫崇拜宗教。某些教士和法官从十五世纪起开始就相信此类宗教的存在并且指控人们加入这样的宗教，但是在接下来三百年间关于女巫宗教的著作当中做出这种指控的魔鬼学家并不多。无论是十五世纪的《蚁山/Formicarius》与《女巫之锤/Malleus Maleficarum》，还是后来Jean Bodin、Martin Delrio、Nicholas Rémy、Pierre de Lancre撰写的关于女巫捕猎的手册，几乎都没有提及裸体。就连被捕的所谓女巫的口供当中都见不到关于裸体的内容。更有趣的是，当关于裸体的记述确实出现时，它再次应和了古老的神秘主义入门传统。一位于1480年在意大利北部的布雷亚被审问的一个女人声称，在她与魔鬼签订契约时周身赤裸地跪在地上。相比之下，裸体女巫在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当中却非常突出，尤其是在北欧，更尤其是在德国。从十六世纪初期开始，艺术家们经常描绘女巫赤身施法以及参加集会。这可能是因为魔鬼学者所关注的所谓女巫实践的绝大部分内容——崇拜魔鬼、食人、狂欢——并不适合通过高档艺术作品的形式加以展现，直接描绘女巫裸体于是就成为了表达其堕落本质的便捷方式。然而也许更为重要的是，通过针对女巫的描绘，艺术家们——特别是德国的艺术家们——能以社会认可的方式表达女性裸体，这一点也是极为少见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最早以裸体描绘著称的画家阿尔布雷特·丢勒采用了古代异教女神的姿态。北欧新教世界通常认为这些女神不适合成为题材，因此女巫就成了她们的替代品。也许同样值得关注的是，真正将裸体女巫转化为一种绘画类型的艺术家、丢勒的徒弟汉斯·巴尔顿·格林（Hans Baldung Grien）使用裸体女巫传达女性身体、性欲、堕落与死亡之间的联系。这可能只是格林的特色，但也可能受到了当时正席卷欧洲的梅毒流行的刺激。

然而裸体女巫的形象也未必没有可能从来都根植于欧洲民间传统，因为在魔鬼学著作当中所有涉及女巫裸体的记述全都出自普通民众的汇报。一个经典案例出自魔鬼学家马丁·德·里欧（Martín del Río）的转述。有人告诉他1587年在加莱附近，一名士兵将一位驾云腾空的裸女一枪打落在地，她被他的火枪子弹击中了大腿。这位裸女人到中年、体型丰满、酩酊大醉并且愤怒不已，她拒绝回答任何问题，最终一瘸一拐地离开了现场。在此类民间轶事所体现的传统当中，女巫要么正在赶赴女巫集会，要么散会归来。因此女巫之所以裸体可能是因为人们相信女巫会从床上飞向集会，而当时大多数欧洲人都是裸体睡觉，也可能因为人们相信很多女巫通过在裸体上涂抹魔药来飞行。无论其起源与原因如何，裸体女巫的艺术传统已经建立并持续下来。这可能仅仅是男性凝视的一部分，它在十九世纪的戈雅等著名画家笔下出现，在今天仍然可以找到。至于早期现代女巫是否真的会裸体施法，这个问题由于缺乏该时期任何实际女巫宗教的证据而难以厘清。不过魔鬼学者信以为真的撒旦崇拜看起来确实完全是幻想，唯一可能的现实案例似乎发生在十七世纪末法国的毒药事件当中。当时路易十四国王的情妇蒙特斯潘夫人（Madame de Montespan）遭到指控，声称她以自己的裸体为祭台举行了一场黑弥撒，旨在掌控国王的宠幸。就算此事确实为真，距离信徒当中的仪式裸体传统仍然相去甚远，当然更可能从未发生过。事实上在二十世纪之前，唯一将裸体当成女巫仪式普遍规则的文本是查尔斯·戈弗雷·伦登（Charles Godfrey Leland）的《雅拉迪亚/Aradia》，这本书明确而著名地告诉女巫们：“作为你们真正自由的标志，你们应在仪式中裸体，男性与女性皆可。”然而，确定《雅拉迪亚》在多大程度上真实反映了真正的民俗传统是极其困难的，更不用说它是否反映了真正的女巫宗教了。因此这本奇特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作品尚不能作为女巫裸体的决定性证据。我们的研究对象似乎再次在我们眼前闪现而过。

也许将研究的范围扩展到全世界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理解欧洲的背景。古代欧洲的模式似乎在世界各地屡见不鲜。仪式裸体只限于扮演特定角色的个别特殊人士——例如成人礼的参与者，或者只限于特殊时刻。印度祭司的裸体使他们与常规人类世界相区分，尽管这也许可以称作象征性裸体而不是仪式裸体，因为它并不要求人们向裸体男性进行崇拜。在现今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沿海部落当中，两位代表灵魂的裸体男性会主持祭祀仪式。在萨摩亚，神圣的处女会在仪式当中裸体登场，以便完成她从未婚女性到已婚女性的转变。在太平洋上的马克萨斯群岛，女性会在酋长的葬礼上裸体跳舞，显然是作为生命与活力的象征。其他例子似乎都属于这个范畴。印度有时会传来裸体崇拜教派的传言，但是迄今为止全都没有得到证实，并且似乎只限于单一性别的成员。最著名的裸体教派崇拜得是南印度女神雷努卡（Renuka），但是这里的裸体是苦修手段而非崇拜行为。直到印度政府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禁止该教派之前，参与者需要不着寸缕地徒步穿越五英里到达神庙，从而还愿或者许愿。这不是仪式崇拜，而是一种被视为危险、冒险且痛苦的行为，是在女神面前显示牺牲精神的手段。

这种模式似乎在世界各地的宗教当中保持一致。似乎没有确定的历史例证表明历史上存在过两性信徒在裸体状态下定期聚会的宗教传统，直到威卡教打破这一趋势。因此我们或许可以得出结论：威卡教走出了一条前无古人的道路，要么转化了基督教针对所谓不良行为的刻板印象并将其赋予积极神圣的内涵，展现其中的善，要么将自己的全套宗教实践赋予了通常仅限于成人礼的强烈仪式性，又或者两者兼具。这可以是我们的结论，但是仍然不能确定。这个话题如此复杂，以至于话说至此仍然还有没提到的部分，我必须在此次探讨的结尾好好说一说。首先，世界上每个有人居住的大洲都会信仰一种按照英语传统称为“女巫”（带有贬义）的形象。该形象行事诡秘，惯于针对同一社区其他成员施加邪恶法术，其行事动机是为了作恶而作恶，其隐秘传统则通过遗产、启蒙或者与超自然力量的接触传承下来的。相信这样的女巫形象的民族通常也相信女巫裸体施法。在热带非洲各部落，从津巴布韦与德兰士瓦到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肯尼亚都存在这种信仰，尽管在西非似乎没有这样的情况。人类学家们在研究这些信仰时有时会提出理性的解释，正如我在谈论欧洲女巫集会时所做的那样：由于这些部落人民通常是裸体睡觉，而女巫在夜间从床上起身，因此她们就以睡姿出行。然而非洲的信仰还包括女巫刻板印象的其他方面，使得功能主义解释显得不足：被提及的女巫骑着狒狒或鬣狗，倒立行走，涂白自己的黑皮肤以及吞食死尸。这些神话行为都是对公认人类行为的颠覆。在这些社会当中完全的裸体是不可接受的，因此女巫的裸体同样不可接受。于是裸体就显示出了与上述行为相同的效果。

南太平洋的特罗布里恩群岛、美国西南部的纳瓦霍部族、阿拉伯人和许多印度民族同样认为女巫裸体施法并且必须在夜里才能施法。在孟加拉，人们认为想要成为女巫而缺少导师的女子会在午夜时分前往火葬场脱去衣物。孟加拉女巫通常被认为是女性，并开始一种仪式，以获得对灵魂的力量。即使是在西伯利亚东北部这个似乎对裸体并不友好的地区，楚克奇人的萨满在执行魔法仪式时也被期望在月光下裸体下咒，而相反的疗愈仪式则需要萨满身穿特殊衣物在室内活动。我们似乎可以再次朝着一个结论努力：在全球范围内，古老的信仰觉得女巫（贬义）的裸体施法是她们的一般象征性功能的组成部分，旨在违反常规人类行为的规则。同样，也似乎可以认为威卡教赋予裸体这一象征性功能以积极特质，并通过这一功能的全球分布增强了自身作为反文化宗教的地位，号称自己拯救了传统上遭到鄙视的人类潜能。

不过这样的结论仍然不够成熟。最具启发性的看待裸体女巫形象的方式应当立足于更广阔的魔法世界。这里我坚持按照传统规范区分宗教与魔法活动，这一区分直到最近为止曾经被许多人类学家和大多数古代历史学家使用，但最早由古希腊人提出并且融入了其后的西方文化。根据这一定义，宗教活动当中的人类实质上是一个恳求者，寻求向神明请求恩惠并且完全依赖于神意的结果；而在魔法行为当中人类通过对于自然世界机制的神秘理解至少能够针对结果施加一定程度的控制，在最极端的情况下甚至还能强迫超自然实体听命于自己。坚持这一区分并不意味着我认为宗教和魔法不是同一光谱上的不同点位，而是一对截然相反的现象。我并不否认魔法行为经常发生在宗教背景中，反之亦然。我当然也不主张魔法在某种程度上天然低于宗教，或者这套二元论在欧洲以外的文化当中也必须适用。我只是发现这一区分对于研究某些情况非常有效，其中之一就是仪式裸体。毕竟魔法行为说到底就是应用于特殊且超乎寻常的场合的仪式，这些场合的要求要么是转变意识，要么是重新定义存在，正如成人礼一样。因此发现裸体在魔法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圣经》当中就可以找到这方面的例子，扫罗王和先知以西结都曾脱去衣物从而获得第二视力的恩赐。在古希腊和罗马文学当中，特定的强力草药必须由裸体之人在夜间采摘。罗马自然历史学家普林尼描述了治疗脓肿的药方，由一个裸体处女向阿波罗念咒。即使在中世纪和早期现代时期，裸体依然显而易见。在此期间裸体被年轻女性用于独自使用的咒语，以此来赢得丈夫的宠爱或者了解未来伴侣的身份。这些魔法记载于十六十七世纪的咒语集，伟大的德国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在《桌边谈话录》当中也提到过此类魔法。考虑到这样的历史背景，值得注意且并不意外的是，即便等到裸体终于频繁出现在疑似使用巫术的嫌疑人的供词当中的时代，嫌疑人描述的裸体行为通常也只会发生在独处情况下而不是聚众场合。在十四世纪末的意大利因巫术受审的女性描述了在星光下裸体的单独施咒行为，用到的法器包括蜡烛与餐盘。1597年，一位女性在阿伯丁遭到女巫指控，因为邻居看到她在收获季节的自家农田里掀起衣裙裹住头部倒退行走，同时来回投掷石块。这一叙述的可信度很高，因为它很类似过去二百年欧洲民间故事当中记录的事例。至于对婚恋前景感兴趣的女性单独进行的裸体行为在这一时期也很显著。较为突出的例子是在仲夏夜晚跨越英格兰中部的罗尔莱特石群。当然，有时候也会出现需要集体裸体的魔法，例如记录于罗马尼亚的一个求雨咒语需要一群裸体女性在午夜的溪流里飘走一个耙子。最后，类似的关联也存在于欧洲之外的世界。在孟加拉，人们相信裸体女性在夜深之际拖着犁穿过田野可以结束干旱；同一地区的人们还相信女性脱去衣服就能成为女巫。这显然是良善的巫术行为。在秘鲁和印度尼西亚也有类似的男性裸体魔法仪式，成年与未成年男性会在香蕉或香料树种植园里组织裸体聚会，进行赛跑比赛或者集体念咒，从而鼓励作物的成长。南非的庞多人则相信想要保护房屋免受闪电打击就必须裸体施法。

在这些示例当中很可能同时存在不同的象征系统。在许多案例当中，裸体所蕴含的性或生育的含义或许也很重要。尽管如此，脱去通常给予她或他社会认知的服饰的行为似乎显然能赋予普通人类某种掌握力量的感受。这与我所暗示的威卡教的功能之一并没有很大不同，都是将参与者与日常世界区分开来——实际上两者其实是一回事。在威卡教当中，裸体的地位并不很依赖于其作为反文化宗教的特点——尽管这一点显而易见——而是取决于其作为魔法宗教的特点。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论证的那样，威卡教自觉地溶解了传统人类用来区分宗教与魔法的界限。要想确证这一观点，我们可以查看现代世界当中另一种故意融合魔法与宗教的宗教，这种要求所有参与者定期举行裸体活动的宗教便是巫毒教。例如，1872年著名的巫毒女王玛丽·拉沃（Marie Laveau）在路易斯安那州举行的仲夏夜仪式的详细记录清楚地说明，整个聚会在主要仪式时都是裸体的。因此似乎可以得出一个公式：宗教+大量魔法=裸体。因此威卡教在这方面并不独特，尽管它确实不同寻常。

我试着表明威卡教和巫毒教的案例可以作为打开人类宗教与魔法心理的大门。仪式裸体虽然在宗教领域位于边缘，却在魔法领域的众多观念当中占据中心位置，并且在通过仪式行为从一个世界跨越到另一个世界的人类体验当中具有一席之地。我所阐述的观点到此为止。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