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ORENMEN: 对其它和天气之子的评

刘仲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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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常奇怪，就是常见的世界系批评，甚至就这一命名本身来说，并没有考虑到“世界不存在”。一个现代哲学最基本的概念区分：作为事物的总和的世界，和作为事实总和的世界。后者是一个麦克道威尔-维特根斯坦式的作为真值载体的意义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并不像一些所谓的客体导向本体论所说的，缺乏对象性的深度，而是“必然作为整体变成另外的样子”的伦理意志的对应项（然而并不存在两个不同的世界。事物的总和不是通过列举清单达到的，而是一种范畴的schematism。根据齐泽克的拉康-黑格尔主义，这一康德式的概念劳作最终通向本体论的不完全性，通向death drive和non-all。）用大陆哲学目前比较流通的概念来说，这是ontic和ontological的存在论差异。

这样一种粗心，体现了某种学院“思想”工作者的condescension，那就是不愿意将这样一种理应是元文本的批评概念归属到理应被动的批评对象的一侧。结果是某种来得很快的地摊式的科耶夫黑格尔主义。正如齐泽克最近几年（如在与巴迪欧的访谈中）指出的，英语世界（包括德国）最近三十年观念论复兴包括皮平布兰顿柯梅等等至少有一个功绩就是，对抗法国哲学扩散到“理论”的粗俗误读。

2.逻辑哲学论中难以处理，经常被注解者打发的段落是，“The sense of the world must lie outside the world. In the world everything is as it is, and everything happens as it does happen: in it no value exists—and if it did exist, it would have no value.（世界的意义必然在世界之外。在世界中一切如其所是，发生的一切确实照其发生而发生：其中没有价值存在——假如它确实存在，那么它没有价值。）”

这段话令人吃惊的是，维特根斯坦在这里从一个重言式的表述，推出一个实质的道德形而上学（元伦理） 命题：价值并不存在（于世界中）。像许多评述者指出的，这里对存在概念的使用，甚至这一推论的有效性的成立本身，无法与TLP的整个意义-指称理论框架相容。正是类似的段落激发了对前期维特根斯坦的多种解释，比如非字面的“辩证的”解释，或者某种疗愈式的寂静主义，等等。

最直接的一种比较是逻辑决定论。著名的海战论证，明天要么海战还么不海战（排中律），这一命题在当下为真。按照经典的逻辑语义，其析取肢必然已经被赋予一个真值，所以可以看出任何在逻辑上能被最平凡的逻辑常项处理的命题已经“先验地”为真了，如果我们认为一个现在时的命题和它在未来语境中的间接引语指称同一个命题，而命题又对应于事实，那么一切可以被逻辑常项处理的事实（假定地说,那就是一切事实）都“预先地”存在了。因此在这一意义上，世界是整体地逻辑地被决定了的。任何智力正常的读者（假定地说，任何读者）都会在此处的表述中感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里并不想列举各种常见的处理方案。参考几种网路哲学百科。

【这里想说的是，维特根斯坦所表达的，“语言无法刻画只能显示”的惊异，和逻辑决定论带来的惊异是类似的。在当代语言哲学和形而上学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精细化的本体论处理的路径上，我们仍旧时不时回到这一惊异。比如阿姆斯特朗的truth maker概念在处理命题统一性问题时遇到的僵局（最终我们必须改变分析的方向，把关于命题的一部分元本体论的“事实”视为无法grounding地原初地分节了的）。正是这样的绝境体验让形而上学值得从事（参考dodd 2008, yabolo 2005）。】

3.我们继续用这样一种语言来思考。维特根斯坦提到，“If the good or bad exercise of the will does alter the world, it can alter only the limits of the world, not the facts—not what can be expressed by means of language. In short the effect must be that it becomes an altogether different world. It must, so to speak, wax and wane as a whole.（如果意志的善或恶的运作会改变世界，它只能改变世界的界限，而不是事实——不是那些能够用语言表达的。简单地说，其效能必然是，世界成为一个完全地不同的世界。可以说它必须作为一个整体而消长。）”当我们说话，我们说到事实，狗死了，或者没死。地球消失，或者群星被抹去了。但世界的改变并不作用于事实，世界的改变本身不是事实，所以世界的改变甚至“不是一件大事”。

这里必须要考虑意志问题。众所周知，intending的本质是维特根斯坦在所有阶段的作品中反复讨论的问题。在TLP中，意志的问题是意志的二重性，对应于世界的二重性。意志（的事实）是世界中的一部分事实，它在一种模式下与其它事实建立因果关系，是自然律的语言的刻画对象。这时维特根斯坦是一位大卫·刘易斯式的休谟主义者，在他的本体论中没有因果关系或者因果效力本身，只有对事实的一种律则化的描写。在伦理的一侧，我们看到一种叔本华式的生机论（vitalism），事实的世界只有休谟的描写，而缺乏真正的效能，而伦理的意志直接导致行动，至少，伦理的意志为行动负责。那么伦理的意志必然在世界之外。伦理的意志被区别于自身，区别于心理的意志及其身体后果，伦理的意志因此成为无力的，它无法影响世界中的事实（事实上，它不想要影响世界中的事实，因为在这里“影响”的本质不过是一种休谟式的联想罢了）。这并不是说伦理的意志是黑格尔的“优美灵魂”，在无法完成的永恒回撤中自我欣赏。善恶的意志寻求真正的声音，它寻求行动，而行动作为“身体的周围的外面”（一个模仿麦克道威尔的说法），“改变世界的界限”。

4.我们似乎遭遇了一种“二面性”的理论。这是一种康德主义。本体论的二重性最终回到主体的二面性。二面性是先验的，理性主体必须将自己看作是实践的主体，伦理的主体，最终是形而上学的主体。而这个主体在这一过程中被剥夺了一切内容，成为“确定世界的一个点”。这并没有将主体的心理活动以一种笛卡尔式的方式分离于世界，因为心理学的事实是世界中的一部分事实。而主体在这种先验决断（拉怀勒）中确定自身，在这种排除中将世界与伦理加以关联。再一次重复，这种排除并不是通过笛卡尔式的切除（将我思与外部世界切除），而是通过主体通过善恶意志的实践对世界的加倍（redoubling）达到的。

以上描述的，我称之为“一定抽象程度上的先验论”的思辨模式，同样可以在胡塞尔-德里达的问题式那里找到。我们知道，德里达有时候被认为是一个准先验论者，或者关联主义者。假如德里达的热心读者原谅我，在戴维森的写作中能够发现一些共享的基本动机：戴维森被称为是一位形而上学的语义学主义者（Devit, 1996）。“彻底解释”作为一种描述性的调节理念-规范对语言意义的奠基（德里达在较早的论现象学著述中界定为起源生成的构造中作为不可消除的杂质的“辩证法”），与意志，vouloir-dire，想说的motivation或者force的张力，墓志铭的奇妙错乱，“语言不存在”论证了单异的言说事件（决断？）的不可决定性，第一人称自我的自我排异，自我知识的限度（再一次，这一限度的构造是“理念的”），幽灵般的先验决定不断打扰形而上学对概念和对象，符号和所指，规范性和自然律的划分。为了达到实在论，出于一种必要的良知，哲学必须做出这一系列划分，但这一形而上学的实在论仍旧是哲学。哲学于是只能在自然主义的模糊半径（规范性的最终的自然化的历史化的原则上的自然化）中保存自身。

5.众所周知，这是一篇评论。它的对象文本是新海诚的一部作品，或者说是一系列作品。《天气之子》像人们指出的一样，并没有超出之前的基本框架xxx。这是真的。什么是xxx？xxx是世界系。

6.首先，世界系朋友们，incels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所以我们从政治开始，或者说从the proper of  政治开始。气候异常等等。啊。气候问题是一个主权问题。

7.主权把一个坛子放在田纳西山上，所以一切都按照这个坛子的位置被描述，而坛子的位置不被描述，坛子在这里，we live in ここ. ここ is a society  （<ゝω・） ♥。这基本上说的就是主权。简单地说, 人类既是被抛洒在了你球上，也是把自己放置在了你球上。你看，人类既是被屙在你球上，也是降临在你球上。你看，人既出生也“本不应该出生”，但不出生的人无所谓出生不出生。你看人出生之后才有性别（gender），人出生才可以变性，但人出生后可以变性成他本应该出生前就有的性别（最新一期齐泽克）。朋友啊我有朋友，这就是主权的一般描述。这是主权——被抛弃放置而且降临者——的悲喜剧。

8.我们谈论气候像谈论一种周围，这种周围像是一种内翻的皮肤。

9.关于气候异常的经验讨论，最终被人类世的潜在概念架构，固定。《天气之子》中老人们说经验科学给出的异常概念并不能覆盖传统提出的意义框架，对于数据来说是异常的，对于这个主权的框架来说仍旧是正常的。这是某种对气候左派的常见右派反对的激进化，不再说一种经验科学的语言。在经验的语言中，可以这样反驳，按照我们“现有最好科学”对最近两千年气候变化的描写，当今时代相比之下仍旧十分异常。这当然可以得到自然科学很好的背书。但这样一种论证并不因其自身而在政治上有效。人类世的框架并不像某些人宣称的那样是一个地质概念，我们自然地过渡到了人类世。人类世作为一种先验的自我把握，有一种“总是-已经”的结构，人类世的到来的事件从未现前过，这并不是因为“到来”的形而上学模糊性等等，而是因为先验的自我把握总是“由于一个已经发生在过去的事件决定”。假如霍布斯时代的人们（那时我们已经开始“从未现代过”）使用人类世的语言，即使缺乏“现前最好科学”的经验论证（因为气候左派的科学家们的一个论证就是，科学永远不会足够好，必须行动），他们也会有足够好的经验论证，把自己放置在类似的位置上。

10.但你如何能够反对行动呢？行动，众所周知，在现实中发生。为什么这样一种纯粹的概念化活动，这种低级的思辨的怀疑论，能够阻止任何行动？怎么可能阻挡得了呢？的确，阻止行动意味着阻止现实。而现实是不可阻止的。

11.当然不可能反对行动！这里我们可以考虑最近几年，拉图尔对这一问题的回应。他的论述大致上符合他的一贯立场。在这里成问题的正是“最好科学”的概念。取代科学事实的知识论客观性的，对于拉图尔来说，是概念和对象的同一，没有独立于我们话语的对象，因此一种基于最好科学观点的自然史是不可能的，我们拥有的是对象的行动网络的历史，这一网路制造自己的神话，对象和历史（很像fgo的人理），制造神话和自然的区分，所以对抗人理的危机——气候变化——需要的是能顾熟练使用准官僚大学话语的拉图尔式的迦勒底leadership。在最近思辨实在论的运动中，拉图尔经常受到批判的是无所不包的行动者网络混淆了对象和概念，模糊经验科学所规定的对象的具体相互作用，代之以诠释化的概念关系，赋予他的理论-政治话语以特权。而我很容易发现拉图尔使用的语言是一种官僚的话语，他总是以一种部长的语气对记者说话，拉图尔的方案仍旧是一贯的，用普遍的政治取代传统的“客观理论指导实践”模式。大地政治很显然具有成为未来联合国会议工作语言的潜质。

12.在不再讨论拉图尔的段落，我们严肃地讨论拉图尔。不论从严肃哲学论证有效性的观点看如何荒谬，他的方案都回应了我们所处的这一困境本身的要求。主权的决断已经发生，这一决断是不可能的。主权意外地发现，当世界通过主权而被关联的时候，主权对自身的关联成为一种额外。在主权的自我加倍（redoubling）中，主权创伤性地遭遇了自身的先验起源。主权总是需要一再地重新装作在世界上偶然找到了自己。如果我们是诚实的，我们需要回答这个自然主义的问题，什么是主权的心理学，和主权的自我心理主义。这就是，主权的意志在客观性经验理论的话语中努力试图达到的自我理解，这种理解注定生成一种政治性的法则和律法（塞拉斯的规律领域和规范性的领域）的配置。

13.我们的祖先，老人们的祖先，在“天地之间”放了一个台子，在这个台子上放了一个女青少年（如果我愿意，少女）。从此“世界”被赋予了规律。一切不规律被归属于少女（假如按照“规律”应该到来的雨水没有到来，那么是因为少女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这种知识属于他者和少女，在纯粹的逻辑时刻，这一知识属于她的身体）。少女与天空相连接。牺牲是一种主权的比例感的表达，主权在这种行动的节奏和速度中得到抚慰，借此，世界得到了抚慰（propitiation）。

14.《天气之子》的故事在这一台子的周围展开。我们的台子。少年无聊地来到了大城市，一系列遭遇，和少女相遇。

等等。

我们说，这是一个世界系的故事。我们说，世界系是关于我和你的关系，是这样一种承诺，我可以直接到达你，到达我。等等。我们说，世界系的反面是经过中介的关系，这一中介不是留学中介是社会中介（我总是想象neet打电话给社会中介申请回到社会），是没有人需要的一种中介。

不论这样一组命题是否在描述上为真，我认为应该从语词的使用上拒绝这一流行的界定。世界系是关于主权的行动的故事。正如之前的话语所呈现的，这一故事不能够通过例外状态和必要性的法律话语的逻辑加以穷尽和排除，主权的概念更为根本，先于国家机器和市民社会的恋爱喜剧。对于世界系文本来说，被假定的个人和社会的对立是逻辑叙事的环节，而世界和少女的选择是一个不可能的选择，这有点像“要钱还是要命的选择”，但更加激进。最激进的是，在这种选择中，你同时失去她和这个世界，也就是你必须改变作为整体的这个世界。

15.让我们交替地谈论恋爱和主权。这部作品的主题曲是《敢问在爱当中有可能的事情还有吗》。最后的回答是有。总之恋爱叙事的元素已经被无尽地排列组合了，主体像一个写诗的诗人一样焦虑于原创性，最后缺乏原创性地回答有。我们在这个语境明确感受到了，就如艾默生宣扬自我的绝对原创性和模仿的偶因论一样的内在空虚。我们几乎是被歌曲简单的和声惯例推至这一结论。有时在这种重复中，我们感到失忆和新奇。创伤般地呼吸同一个往日房间中的空气。我们追溯主体的夜晚，在这一黑夜中一切都原生而热烈。

新海诚的作品总是回到这一浪漫派的原创性构想。在《云之彼端》中，女主角，少女，佐佑理同样与某种巨大的事物相联系。这里她的身体位于她与“我”约定的地方，白色的高塔，“哭泣奔向北方的高塔”，而她的心智与平行世界相连。平行世界的设定是关键的，虽然这次据说没有出现在《天气之子》中。我们看到，沉默的少女的身体和约定之地构成一个时间和空间的交点，而这一时间是只对“我”展开，少女已经永恒地同一于约定之地，而我的到达永远是遵守约定的到达。

而这一永恒的时间，让人想起麻枝准的永远的世界，是无法在现实中保存的时间。我将对约束之地追寻之旅视为奇迹，“但这样的奇迹无法在现实中保存下来。”踪迹的概念。踪迹总是对从未现在之物的踪迹，“我”体会到的奇迹，是在现前中正在经历被追踪之物的体验。奇迹无法在现实中被保存。然而这一台词所保存的正是我正在这个现在体验到奇迹到来和消失的幻象。佐佑理在我的永恒的时间中，或者说，在与我的永恒同时性（这一同时性，正如之前对《你的名字》的分析一样，是通过叙事层确立的，无法在作品的世界内部确立，这一转叙结构正是世界系形式的核心）中，思考约定的场所，“想要见到我”。但这一同时性只有在约束没有达到时，在我的时间内部才是可能的。当我到达约束的地点，唤醒佐佑理的时候，正是这一同时性结束的时刻。佐佑理总是说，“总有预感会失去什么”。也就是说，我与佐佑理的永恒的时间，正是这是这一过去将来时无限引申的结果。当我告诉说着“我忘记了重要的东西”的佐佑理“约束的场所已经不在了，我们会创造新的记忆”的时候，这一预期正是踪迹对自身的哀悼。这就是为什么与电影不同，在小说版的最后，佐佑理离开了我。因为，属于我和你的仅仅对我展现的时间，成为了我的“无法在现实中保存下来的记忆”。

17.比较有趣的气候政治的部分。祈祷与行动。在今天的政治官方话语中，行动和祈祷被分离和对立了。这一分离当然是经验上完全合理的。但在气候异常的语境中，行动被迫面对主权自身的空洞。“成年人”将我的选择视为无关紧要的，而气候异常是本来就会发生的自然趋势。这里的激进性是，不论你如何宣称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就像跨性别者不论如何强调性别的后天建构），你的姿势已经不可能摆正了。在这里，对自然的治理本身已经是政治的人的治理。在此我们的位置自动成为了主权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气候政治永远处于一种个人责任和集体方案的震荡之中。主权在先验的时间中自我关联。

16.因此，世界系的故事并不是关于我和你的（幻想的！）无中介的直接性。因为这预设了，假如你请了一个很好的社会中介，我们可以搞同样（但是更好）的社会化了的恋爱关系。然而世界系是对“我”对你的永恒之爱的解构转而推崇一种“真正相互”的“我和你”的恋爱-rapport吗？并不是这样。世界系揭示的正是“并没有性关系”，这在所谓的社会化(难道世界系的主角们真的就更autistic更不社会化吗)的为关系的缺席占位的符号网络中被隐藏起来。

在《天气之子》中，我和阳菜的约束的完成，是阳菜的祈祷失去它的效能，在这个意义上成为真正的祈祷（正如普通宗教徒的祈祷一样）。但是她的祈祷并没有失去她的本质，那就是一种人的主权行动。在《云之彼端》中，我的选择结束了约束的场所，结束了永恒的时间，这意味着我们的世界的终结。而在这部作品中，我选择追回阳菜，并和她永远在危机中保持祈祷的姿势在一起生活下去。同样是与某种外部连接的少女，这一连接使我们相互联系，但阳菜的连接失去“可能的条件也是不可能的条件”的张力，我的选择因此成为“我们真正的选择”，最终得以在“现实中保存”。在这个意义上，新海诚并没有忠诚于世界系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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